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书从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和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梳理国内外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特征，论述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辩证关系，探讨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指南的适宜建议标准，解析新西兰积极身体活动文化的建设过程，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解读身体活动行为的社会生态属性。在此基础上，展开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流行性调查，以了解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分布特征与规律，厘清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乃至健康促进研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和建议。

二、研究意义

（一）识别身体活动行为模式的特征与规律

身体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促进健康的手段”“参与运动的能力”或是“休闲娱乐的方式”等等，但是身体活动的最基本功能却往往被忽视，即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身体的持续活动行为，保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当人们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最被期待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能够独立地行走，而自我活动能力的丧失可能也是生命中不得不放弃的最后的无奈，人们的身体活动行为具有最天然的属性，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从家务劳动到交通出行，从体力劳作到运动健身，这些基本的身体活动行为似乎都已从日常的生活之中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信息化的“便捷”生活方式，这些原有平衡的打破，使得政府、家庭和学校无不困扰于青少年学生因缺乏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正如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一样，现代科技的进步使人们享受生活便捷的同时，也付出了因活动不足所导致的健康代价。20世纪末，Hill认为以时下肥胖检出率的增长趋势，这些儿童将成长为美国历史上最胖的一代成年人。同样，我国7~18岁男生和女生的超重肥胖率也分别达到了28.2%和16.4%，且呈现了自1985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现代文明催生出来的“文明病”“富贵病”几乎已经再次把人们逼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二）解构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辩证关系

儿童青少年早期的身体活动行为与当代的社会现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活动行为往往与日常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儿童身体活动行为习惯的早期建立，有助于促使其形成长期的、规律的积极生活方式，Hovell发现儿童时期进行身体活动的经验会影响其成人后参与身体活动的动机。Salbe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即“针对成年人的身体活动干预中，那些儿时在学校和日常活动中本身就比较活跃的人，其身体活动的干预效果更好”。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视、电脑、游戏机、手机这些富有吸引力的理由将孩子“拴”在了房间里。早在1985年电视机刚刚普及的时候，Dietz就通过研究证实“针对13600名儿童青少年的大规模调查，每增加1小时的看电视时间，肥胖率就相应增长2%”，以此为代表的缺乏身体活动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久坐行为阻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行为，而导致身体的能量消耗水平降低；同时，久坐行为的发生过程中往往会增加零食等食物的摄入，或是受到更多高热量广告产品的诱导。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文明”肆意生长的恶果，而儿童青少年在不知不觉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对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改变，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缺乏积极的身体活动支持环境，社会环境的各个组成要素显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儿童青少年日常活动行为的选择势必受到群体的整体性影响，甚至是自己不可控或不可知的因素影响，比如身边同伴们都在玩电子游戏或是家长对孩子参与校外活动支持的欠缺等。所以，“缺乏活动时间”可能不是孩子能够意识到的真正答案，他们本身就陷入了缺乏身体活动支持的环境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或许才是身体活动不足的症结所在。因此，仅仅在儿童青少年的个人层面探讨身体活动不足的原因，可能会限制影响因素的识别及实践干预的效果。反之，身体活动研究应该帮助儿童青少年创建积极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在整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能够持续性地找到进行身体活动的“机会”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