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要制定既科学又合理的国际科技人才政策，就必须考虑各种影响人才政策制定的因素，而关于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政策的制定过程，国际上有大量理论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本质上是受经济全球化驱使而形成的，它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联系大大加强，物质、资本、人才、信息、知识等各种要素的流动和交流更加频繁，推动全球逐步走向多极化，多极化的不断深化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和交流。科技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作为重要的流动要素出现，而且是推动这一过程发生和发展的力量之一，在其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理论是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的基本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对国内外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有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更直接的指导作用。本书在对这几个理论的内容及其影响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一个综合解释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政策制定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
从全球来看，各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地理现象。对于区域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发展的问题，奥古斯特·廖什早在其1940年出版的《经济的空间秩序》一书中就正式提出来了。但真正首次对这个问题做出完整论述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和1955年发表的文章《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中提出，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是不均衡的，一些地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吸引其他区域的各种要素进入，并通过向外扩散来推动其他地区发展(颜鹏飞和邵秋芬，2001)。在佩鲁的理论的基础上，阿尔伯特·赫希曼提出发展是一个不均衡的链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反应，也就是通过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使主导部门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其他部门发展，使发达区域带动不发达区域发展，继而使生产要素在这些部门、区域之间交流和流动。在发生扩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回波效应，即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于收益差异而加速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技术也较为先进，发达地区对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选择性的，需要更多受过专门教育、具有熟练技能的高质量劳动力。另外，赫希曼还指出，区域从相对均衡走向不均衡，再从不均衡走向更高层次的相对均衡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任何一个区域都有从边缘化区域发展成中心区域的可能，关键是能否找到最适合本地区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等发展现状的道路(Hirschman，1958)。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历史传统和制度的组合各不相同，各区域的经济结构和管理水平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所以各自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实力和发展潜力，进而形成了各区域不同的投资、就业和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好的区域，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投入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更高，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无论是在规模、质量上还是在多样性上都远非发展环境差的区域所能比，因而更容易吸引各类人才前往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才数量和质量分布的不平衡。这是从空间角度所做的理解。此外，随着时间的变化，同一个区域也在发生变化，这导致其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增强。Zelinsky(1971)、Wallerstein(1974，1980)、Skeldon(1990，1997)等分别从时空变化的角度，对不同区域(或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人才迁移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其阶段划分的对应关系可见表1—1。
表1—1时空迁移模型之间的概念化联系
注：“？”表示学者们对此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对科技人才国际流动和使用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新古典移民理论、人口推拉理论等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区域发展差异与移民规模成反比关系(de Haas，2010)。当然，在不断变化的当今社会，人们所追求的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福利，而是广泛扩大到文化、生态、社会等其他方面，每个人对其所看重的福利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将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扩大来看，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是各不相同的。人们所追求的福利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也是各不相同的，人们为了追求其所期望的福利，就会产生迁移或者流动的意愿，因此，在制定吸引科技人才特别是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政策时，必须将其与区域综合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大力构筑具有特色的福利社会形态，形成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的独特竞争优势，继而大力吸引有利于不断夯实这种优势的相关人才，并借助这种优势来开拓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扩大吸引和使用人才的范围提供支撑。从中可以看出，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福利社会是通过市场手段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根本保障。同时，任何区域都可能拥有一些其他大多数区域不具有或者不完全具有的优势，如果每一个区域都能够抓住这些独特的要素禀赋，继而有针对性地吸引海内外人才，那它们就都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大发展。国际人才政策应该内嵌到区域综合发展政策体系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国际移民理论
跨国移民行为历史悠久，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Rystad，1992)。针对移民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者们针对人力资本的研究(Lewis，1954)。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前有关国际移民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庞大体系，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关国际移民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如下五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解答(Massey，2003)：
(1)发生人口外移的发展中国家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2)发达国家为外来移民提供服务的构成力量是什么？
(3)推动国际迁移的各种力量的动机是什么？
(4)国际移民和全球化中会产生哪些社会经济机构？它们会对移民过程做出哪些反馈？
(5)各国政府会对人口流动的结果做出什么反应？其政策又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目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的一部分进行了回答，其中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移民经济学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市场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引力理论(gravity theory)等主要用于解释国际移民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而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组织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因果循环累积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移民系统理论(migration systems theory)等则主要用于解释国际移民现象为什么会持续发生(Massey，Arango，Hugo，et al.，1993)(具体见表1—2)。Thomas则从研究对象的范围大小将其分为宏观移民研究理论、中观移民研究理论和微观移民研究理论(Thomas，2000)。作者认为上述这些理论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释，其中前者基于动力来源和作用手段，而后者基于动力和手段的作用层面。
表1—2国际上主要的移民理论比较
续前表
资料来源：Massey，Arango，Hugo，et al.(1993)；Thomas(2000)；Karemera，Oguledo and Davis(2000)。
为了分析人才国际流动政策如何影响人才国际流动的决策过程，需要首先阐明人才国际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继而分析政策与影响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总结上述理论可看出，人才国际移民的影响因素包括四类，即经济贸易因素、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具体涉及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如下类别：
(1)经济贸易因素。个人收入、国家发展水平、空间距离、再就业成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中介组织发育状况、通货膨胀、社会保险发育状况、资本规模和流动性、经济全球化发展状况等。
(2)政治与国际关系因素。签证、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国际形势、政治稳定性、移民政策等。
(3)社会文化因素。语言、文化、宗教与信仰、种族、民族、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人口规模和密度、亲情与友情、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社会舆论、就业状况、教育水平、工作和生活圈等。
(4)资源环境因素。土地资源、自然环境、居住环境、气候变化等。
尽管每一种理论都在有关的假设前提下，对人口国际流动的过程及其原因等给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正如Hein de Haas所言，现有理论涉及社会科学多个分支，每种理论的解释都有很多不足，如何综合这些移民理论的成果并构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框架，目前仍然是国际移民学界的一个重大挑战(de Haas，2011)。虽然不可能存在一个一统天下的移民理论，但不断地从理论上构建移民过程，并解释它们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变化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微观的个人行为与宏观的移民理论尽可能地进行结合，或者说构建中观的移民理论，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而且这已成为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Thomas，2000)。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要构建新的概念工具，因为现有的概念工具难以实现这一任务(Favell，2007)。
基于此，de Haas提出了一个“意愿—能力框架”(aspirations-capabilities framework)，力图将所有影响移民的驱动因素都纳入进来，并试图综合现有的一些主流理论成果，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具体参见图1—1)。要使这个微观框架成立并具有说服力，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将意识的力量纳入其中，或者说不能认为移民行为是对一系列“推”或“拉”的力量或工资差别的机械式反应。人作为有意识、有思想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决策主要是基于主观的意愿和倾向，因而其行为不是简单地对宏观不均衡性做出反应。二是将结构的力量纳入其中，也就是从结构的角度看，移民行为的发生受到一系列资源或信息不足的限制，这使得即使条件相似的经济人其决策结果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该框架模型提出了两个假设条件：移民意愿与空间机会(而不仅仅是收入或工资)差别和人的生活意愿有关；移民倾向与移民意愿和迁移能力有关。上述假设为进一步的移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视角，因为该框架所提出的概念可以有效整合当前的经济学和非经济学移民理论并克服以移民类型为基础开展的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可以整合与自愿和强迫移民有关的理论研究，可以有效联系宏观和微观的移民理论，从而开辟了将行为和文化整合到移民理论研究中的新道路(de Haas，2011)。这是到目前为止对移民理论进行高度综合的最新的有益尝试，这一框架确实具备了整合宏观和微观移民影响因素的能力和基础，但如何将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进一步具体化，是这一框架今后的研究重点。
图1—1 移民政策的效果和效力的概念框架
资料来源：Czaika and de Haas(2011)。
移民理论如何指导移民政策的制定？一般来说，移民政策能够改变的主要是移民规模、方向(来源和去向)、内部构成和时间安排等，不同理论也从不同角度对此做出了具体阐释。例如，宏观新古典理论提出通过干预或影响流出国和(或)流入国的劳动力市场，微观新古典经济学提出通过影响流出国和(或)流入国的收入预期，新移民经济学提出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培育保险市场、资本市场和未来市场，调整收入分配等，世界市场理论提出通过管控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和控制国际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以及进行政治或军事干涉，网络理论提出通过促进与其国外家庭的重聚或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而控制移民流动，移民系统理论则提出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措施。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理论则表明管控移民的政策很难发挥作用，如二元制劳动力市场理论、引力理论、推拉理论、因果循环累积理论等(Massey，Arango，Hugo，et al.，1993)。目前，并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对所有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各国制定移民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的国家政府的政治倾向、领导者的个人信仰、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国内外大的发展态势等的影响。实际上，不同移民政策的效果会因国家的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移民系统形成阶段等的不同而各异：民主和自由化程度高的国家移民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更加受限；就业、签证、殖民主义、军事占领、政治压迫等移民政策在国际移民的初始阶段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国家在改变和塑造移民模式方面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同时政策本身的质量和实施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de Haas，2011)，这就为政策介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为了更好地研究移民政策与其执行效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的制定，Czaika和de Haas(2011)提出了一个分析政策影响及其效力的综合框架(具体见图1—1)，这有助于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该框架提出为了分析移民政策的效果和效力，就必须分析三个契合程度，即一般公共政策论述与实际提出的移民政策之间的契合程度、提出的移民政策与实际实施的移民政策之间的契合程度、实施的移民政策与移民政策实际发挥的效果之间的契合程度。第一个契合程度一般只具有参考意义，不会作为实际评价移民政策效果和效力的主要对象，实际中主要是分析评价后两个契合程度。而具体评价政策的效力和效果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空间替代效应、类别替代效应、时间交互替代效应和反向流动替代效应(de Haas，2011)。然后在充分考虑其他移民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采用移民政策典型案例分析、移民政策指标分析等方法来具体评估移民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效力，从而为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进和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三、知识经济理论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以来(Machlup，1962)，知识经济就逐步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是继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之后，人类社会目前正在进入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先进经济体的发展将更加依赖知识、信息和高技能，商业和公共部门也更加需要这些资源(OECD，2005a)，而不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知识经济鼓励更加有效地组织人们获得、创造、分配和使用可整理和不可整理的知识，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要完整地认识知识经济的概念，就必须首先界定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知识。马克卢普指出，知识可被定义为任何人(或人引发的活动)有计划地利用(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大脑创造、改变或证实的有意义的知觉、察觉、认识或意识(Machlup，1962)。OECD认为知识包括四类，即知道什么(有关事实的知识)、知道为什么(有关自然界的原理和规律的科学知识)、知道怎么样(有关做某事的技巧或能力)、知道是谁(有关谁知道什么和谁知道如何做的信息)(OECD，1996)。这四类知识的获得方式是不同的，知道什么和知道为什么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参加演讲和进入数据库获得，可以称之为显性知识(codified knowledge)；而知道怎么样和知道是谁则主要依靠实践经验获得，例如知道怎么样最典型的学习方式是师徒传帮带，知道是谁则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在具体教育环境中的偶然学习得到，可称之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OECD，1996)。
二是知识经济部门的类别。OECD关注的主要知识经济部门包括中、高技术制造业，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市场服务产业(例如金融、保险和通信)，商业服务业，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英国则将金融服务、高技术和ITC部门、媒体和文化产业都看成知识经济部门(Kofman，2007)。但这种划分仍比较粗，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般社会调查计划提出知识经济部门仅包括雇用拥有专业学位的专业人员的比例最高的产业，包括专业服务、人力服务和媒体、商业服务、政府、高技术产业和其他，共六个部分，具体涉及农业服务、农业化学制品、新闻出版、印刷和期刊出版、收音机和电视广播、工业化学制品、塑料制品和人工合成材料、医药产品、电子计算设备、电子机械、机动车和机动装备、导弹和太空交通工具、科学仪器、光学和医疗健康设备、银行、信用机构、担保和经纪公司、商业研究、商业管理咨询、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内科门诊、牙科门诊、验光门诊、其他医疗卫生门诊、医院、其他医疗服务、法律服务、小学和中学、学院和大学、图书馆、其他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宗教组织、会员组织、工程服务、会计和审计服务、非商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各种专业服务、一般政府管理、司法和社会治安、公共金融和税收、人力资源管理、经济事务管理、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45个部门(Brint，2001)。尽管上述划分并不为所有人认同，但仍然有助于我们对知识经济部门的认知。
知识经济所具有的不同于传统经济形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5：
(1)经济不会萧条而会繁荣，绝大多数资源都会被消耗殆尽，而信息和知识却可以共享，而且会在使用中不断增加。
(2)区位对某些经济活动的影响将消失，例如通过使用合适的技术和方法、采用合适的组织形式，实际的市场可以实现快速、便捷、全天候的运转和全球可达；反过来，会突出其他一些经济领域的区位的重要性，例如围绕大学和研究中心等知识生产的中心发展出来的产业集群。
(3)很难将经济发展相关的规律、衡量方法以及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阻碍等直接套用于某个国家，因为知识和信息通常都会流向需求最迫切、阻碍最小的地方。
(4)与知识含量低的产品相比，知识含量高的产品或服务可以获得更高的溢价。
(5)定价和价值高度依赖于发展环境，因此相同的信息和知识对于不同的人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即使对同一个人而言在不同时期其价值也会完全不同。
(6)只能意会的知识的内在价值远高于那些可以言传的知识。
(7)人力资本竞争力是知识型企业的关键价值源泉，但很少有企业会在其年报中披露这一竞争力的来源情况，相反，裁员常被看成主要的成本削减措施。
(8)通信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知识流动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其他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被认为是知识经济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上述知识经济的一般特征中与人才直接有关的特征可进一步归纳为：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具有较强的采取多学科和分布式团队工作的需求；个人终身都需要持续地更新和改变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等(World Bank，2003)。知识经济所体现出的这些新特征，对各国的创新系统、教育与培训、信息基础设施、经济激励和公共管理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World Bank，2003)，特别是对培养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和较高的认知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建立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和技术机构、发展高水平的教育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Stiglitz，1999)。这些从多个层面对科技人才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隐性知识的学习更加迫切。由于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流动的便利，人们获取显性知识的能力大为提高，这降低了人们通过流动来获取这类知识的必要性，知识大爆炸却显著增强了人们有效选择、识别、解释和整理分析所需知识的能力，而这种隐性知识通常需要依靠学习来获得。就学习方式而言，除了正规教育外，更需要加强的是“做中学”等非正式的学习，为此，通过“走出去”(包括走出本单位、本行业、本地区乃至本国)达到学习的目的就显得非常必要(OECD，1996)，这将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性持续缯强。
其次，对于终身学习的需求更加迫切。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人才流动性的增强和全球竞争的日益激烈，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人才就必须时时刻刻提升其各方面的能力和技能，这就要求学校和其他培训机构能够为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不同的教育培训项目，不仅针对具体的实用技能，而且更要重点提高学习者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并教会他们如何自学和从别人那里学习(World Bank，2003)。不同的国家所提供的终身学习环境的差异，也必然会对人才的大范围流动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
最后，知识网络在知识流动性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收集和利用知识的效率对个人、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与此有关的知道怎么样的知识和竞争力往往以隐性知识的形式存在，或者说一般存在于小团体和网络中。在这样的知识网络中，是否具有更多进入这种知识和学习密集型的关系网并成为其中一员的机会将决定着个人和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高低(David and Foray，1995)。处在不同的机构、行业、地区乃至国家，对于个人构建和发展知识网络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人才通常都会加强各种形式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乃至进行各种形式的流动。
而知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影响也会进一步驱使政府审视和调整现有的人才政策(OECD，1996)。一是更倾向于制定促进人才流动的政策，因为通过增强人才的流动性和不断更新人才的知识、阅历、技能和方法等，不仅有利于人才的持续成长和进步，而且也有利于组织保持更加旺盛的活力，从而保持和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二是强化人才培养的长效政策，对于更多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会促使政府不断改进教育培训体系，并发展多样化的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机制体制，鼓励人才终身学习。三是努力完善组织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政府在推动人才管理方面的综合调控和协调能力，尽量纠正市场在人才国际流动中的部分失灵行为。四是积极推动制定人才基地建设政策，人才流动性的增强既增加了单位的活力，也潜藏着人才流失的可能，因此建立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开放性人才发展基地在某种程度上比吸引人才本身更加重要。
四、网络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网络技术(ICT)为主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出现以来，网络使得“距离死亡”、空间通行无障碍，从而快速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社会形态。Castells将这个新的社会现象称为“网络社会”(Prometheus，2003)。
按照传统的社会学观点，空间是指同时开展的大量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而我们的社会是通过资本、信息、技术、组织的相互作用，图像、声音和符号等在空间上的流动得以构建起来的，流动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是支配人类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的过程的表达。只不过在网络社会，社会实践产生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它包括三层内容：空间流动的物质基础已经被电子交换循环取代；流动空间由其节点和枢纽构成；流动空间是指占主流的管理精英所管控的空间组织。在空间上这就意味着精英全球化和人民本地化，但由于精英本身不愿意流动，结果网络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的虚拟社会，又被明显地区分为精英网络社会和大众网络社会两类。即使如此，在以网络为基础构成的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也有更多的虚拟化成分，劳动力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成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他们的共同特征逐步丧失，能力、工作条件、兴趣和事业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在网络社会的生产体系中，雇主、生产者、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之间的角色定位都变得模糊不清，随时有可能转变(Castells，2010)。
尽管如此，Castells等认为数字网络技术克服了传统网络社会的各种局限，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网络社会在文化、制度和历史轨迹方面都有自身的特征，跨越了国家的行政界限，使网络社会变成了全球性资本、商品、服务、劳动力、通信、信息、科学和技术等的传播途径，尤其是它对快节奏社会变化的适应性最强，可利用的资源的规模和复杂性大大增加，即使分散了原本需要集中配置的资源和活动也可以达到目的(Castells and Cardoso，2005)。因而，在劳动空间的分工日益细化，以及不同生产工序不断分割、日益分散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者的工作方式都将更加灵活。在网络社会里，劳动者在工作地点和时间、服务的雇主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留住人才也将被留住智力和思想取代。资本全球协同化、劳动力个性化将成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基本特征。
网络社会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体来看，大的公司实行空间分散化经营，中小企业则通过构建商业网络来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小型商业网络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大型企业及其附属机构体系主要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参与全球范围、多层次的战略合作网络；形成多样化的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群之间交流甚少，处于相对封闭而不是开放的状态；交流的信息容易受到网络基础设施的管理者、拥有者、内容提供者等的控制和管理，因而对人类获得信息的自由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行为的变化对全球就业的变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随着就业和解雇劳动力行为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会更加不稳定，这就要求提高就业的弹性、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持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Castells，2001；Castells and Cardoso，2005)。
网络社会的到来对国际人才流动的影响必然会在政策层面引起多方面的反应，其核心则聚焦于就业和文化精神生活方面。因此，政府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才政策的重点在于：第一，要促进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获得其他机构的科技人力资源并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因此以往单纯地关注人才本身流动的签证、移民和保障等政策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以适应人才流动虚拟化和灵活化的特点；第二，促进资源特别是网络资源的共享和开放，进一步疏通依托信息技术的交流途径等，对于减少人才本身的国内外流动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为国际人才创造更适宜的网络文化环境和网络文化内容，既强化其与原有文化母体保持的紧密联系，又逐步让其融入新的文化体系中，从而不断丰富其精神世界，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创造力。
五、相关理论的综合分析
综合以上理论不难发现，在全球化时代，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持续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走向多层次、多样化、网络化，资金流、物质流、知识流、信息流和人才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作者认为，人才流动只是智力流动中的一种形态，或者说是最高级的形态而已。努力获得更多的创新要素以推动各区域不断发展是共同的努力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区域所需要的流的类型、数量及其组合也是不同的，但这些流从不同层面反映出智力的流动情况，是各类智力流动外在化的具体体现。
类似于将知识划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概念，作者依据其外在化程度的不同而将智力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人才流正好体现了智力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的层次差异，其中资金流所反映的智力流动最为隐晦，而人才流所反映的智力流动最为直接。同时，不同的智力流的流动阻力也是不同的，相比较而言，资金流的流动阻力最小，相反，人才流的流动阻力最大，不同类别的智力要发生实际的流动，还需要克服一定的门槛，只有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牵引力的合力高于这个门槛值，智力的流动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借助于流的概念，作者提出，前述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智力流动进行了解释。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是资金、物质、信息、知识和人才流动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不同区域对于这些要素及其组合的需求和供给能力存在差别(势差)的情况下，要素的流动才有可能发生。其次，势差的存在使得要素的流动存在内在的动能，但要实现流动还需要克服各种外在的阻力，如何克服就需要借助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网络社会理论等来分别对资金、物质、人才、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原因、过程和效应等给予合理的解释。
结合前面Zelinsky等学者关于人才国际流动发展阶段的分析成果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智力流动的需求也开始从资金流、物质流逐步走向信息流和知识流乃至人才流等高级形态。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隐性智力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对于显性智力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各类智力流动的强度也越来越大，包括流入强度和流出强度，其差别在于隐性智力的流出强度较大而显性智力的流入强度较大。总体而言，各类智力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不断体现和提升其内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推动制定科技人才流动的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区域的发展实际和各类智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不能单独就人才流动制定政策，人才国际流动政策应该成为整体区域发展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资金、物质、信息和知识流动的政策也应该有利于人才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