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相关研究进展概述

本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人才国际流动、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相关问题以及科技人才政策评估等，为此作者对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为后面的研究和分析提供数据、方法论和成果支撑。

一、华人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研究

中国目前专门针对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研究比较少，但与之相关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研究的成果则非常丰硕，这里主要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总结。

首先，针对留学人才的研究可以集中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留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主要涉及赴海外留学人才的专业分布、来源构成、就业倾向，中国留学教育的现状与走向，留学政策演变等方面(欧阳玉，2003；李平，2003；戚徳祥，2003；刘建军，2004；潘广贤，2006；陈昌贵，2007；甄艳萍，2007；程树，2008)。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海外留学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的留学教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不断提高，但是中国的留学教育也带来了更多人才流失等问题，为此李光贞等专门指出要切实加强留学安全问题的研究，构建中国留学安全战略(李光贞、苗丹国和覃云云，2012)。同时，除了对出国留学的研究外，对于来华留学的研究也逐步多起来，重点是对来华留学人员的发展现状、教育、管理、文化和社会适应等问题的思考(彭庆红和李慧琳，2012；金敏，2012；姜良杰和汤明润，2012；李轶群，2012；郑刚，2013)。二是留学人员的海外生存状况、事业发展状况、作用发挥、文化适应性等方面(贺平和唐洁，2001；张朗山，2004；楚江亭，2004；王晓莺，2005；朱佳妮，2008)。三是留学人员回国发展和以智报国相关的问题，涉及海外人才的优势、人才回流规律、吸引人才回流的方法和政策探讨(刘权和董英华，2003；宋卫国、杜谦和高昌林，2003；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2004a、2004b；王晓莺，2004；孙健、纪建悦和王丹，2005；刘建林，2007；花军委，2007；王东明和张文霞，2010)，继而部分学者也开始涉足留学回国人员发展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文化再适应等更加深入的问题(陈昌贵和阎月勤，2000；冯颖红和谢新华，2004；陈学飞，2004；闫小培、毛蒋兴、王中民等，2004；孙红霞和孙志凤，2009；孙怡，2011；苏一凡，2012)。

其次，对于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我国人才国际流动分析其特征、趋势、影响因素或原因、效应、对策等(黄英湖，1999；王培根和牛敏，2002；陈韶光，2004；陈韶光和袁伦渠，2004；马冰心和李会明，2004；陈建辉，2005；孙健和王丹，2006)，定量化的分析较少(冯慰荣和冼国明，2003；陈韶光，2004；陈鹏，2006；李宁和张超，2008；霍保世，2008)。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人才流动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化，高子平认为现在的人才流动理论已经不能准确反映新的形势，因而应将人才流动中人的流动和才的流动分开来看，从而形成非增值性国际迁移(“人”流入、“才”不流入)、同步性国际迁移(“人”流入、“才”也流入)、本土性国际迁移(“人”不流动、“才”流入本土的外资企业)、智力在虚拟空间流动(“人”不流动、“才”流出境外)等新的人才国际流动研究范式(高子平，2007；宋志敏，2008)。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内容一般比较笼统，专门针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多，实际上，高层次人才与一般高层次人才回归与否所考虑的因素差别不小，不能简单地将对一般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结论推而广之地套用到高层次人才上。此外，对于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分布和学术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数据仍以20世纪的数据为主(陈韶光，2004；王晓莺，2004、2005；刘建林，2007；花军委，2007)，难以反映21世纪以来这个群体的近况。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开始涉足海外专家来华现象，重点研究了他们来华的现状、对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等(马万华和鸾凤池，2012；张铁军和胡桂萍，2012；张畅、强茂山、阳波等，2012)。

除了国内的研究以外，国外学者对于华人科技人才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Godfrey，1977)，他们比较关注的是国际人才流动的原因、规律和理论的分析等(Chang，1992；Carr，Inkson and Thorn，2005；Beine，Docquier and Rapoport，2001、 2008)。同时，多数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入问题为主要方向，强调人才流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待人才国际流动应该采取的对策措施(Zweig，1997；Saxenian, 2005；Zweig，Chung and Vanhonacker，2006)，很少有研究专门讨论华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和回流问题，基本上没有与引进和使用模式相关的研究(Zweig，1997；Liu，1997；Zhang，2001；Martin，2003；Saxenian, 2005；Zweig，Chung and Vanhonacker，2006；Han，2007；Chacko，2007；OECD，2007a)。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每隔两年都会对在美国的高层次国际科技人才情况进行调查分析(NSF，1998 and 2009)。由于其他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缺少这方面的公开数据和分析，而且已公布的数据的详尽程度也难以满足分析的需要，我们难以全面掌握中国流向国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信息。此外，多数研究都将研究对象放在留学人才和华人群体上，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到外国来华就业人员上，关注他们在中国工作生活所面临的适应问题(Yeoh and Willis，2005；Farrer，2010；Haugen，2011)，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他们多数人都面临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巨大挑战，即使是华裔也如此，这将是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必须要面临的新的重要课题。

二、科技政策的分析评估研究

政策评估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林登·约翰逊主政时期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和“对贫困宣战计划”，自此以后，政策分析与评估逐步为人所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一是科技政策评估类型研究。根据评估组织的活动形式、评估机构的地位和政策评估在政策过程中所处的阶段等总结为三类，具体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分(陈振明，2003)。

二是政策评估标准研究。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标准，最典型的包括美国政治学家P.狄辛提出的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五种理性标准(高福锋，2004)，中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1982)提出的八类标准，陈振明(2003)提出的五大标准，以及高兴武(2008)的三分法标准，这些研究者对于标准的研究逐步趋于一致，主要包括效率、效益、效应、可操作性、科学性等方面，具体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根据具体的领域和评估对象所做的调整上。

三是政策评估方法研究。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评估方法。李国平、陈福明、仇荣国等(2009)根据方法本身的特征将政策评估方法分为9大类；美国Westinghouse Learning Corporation根据不同模型将评估方法分成8类(匡跃辉，2005；廖筠，2007)；白常凯(2004)则从评估程序的视角归纳总结了政策评估程式各子步骤的常用方法。总体来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大家的共识，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统计分析、模型构建等方法最为常见，例如《对我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另类评估》(肖利、汪飚翔、张岩等，2005)等。模型方法中则以制度模型、过程分析模型、合理化规划模型、群体分析模型、精英模型等居多。^注6对于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情况，Fischer等人在其专著《公共政策分析手册：理论、方法和政治》中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Fischer，Miller and Sidney，2006)。

四是政策评估过程研究。一般包括准备、实施和结束三个阶段(陈振明主编，2003；高兴武，2008)。但从实际的操作过程看，更为常用的评估过程其实至少应包括定义政策问题和评估标准、研究确定评估方案、开展政策评估、提供政策建议四个阶段。Walker(2000)则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政策分析评估程序，其评估过程被分解为识别政策问题、细化评价目标、确定评价标准、提出可选方案、分析可选方案、比较和确定方案、实施所选择的方案、监督和评价结果八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阶段。

五是政策评估模式研究，针对不同的评估对象，对评估的原则、指导思想、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和评估过程进行综合，形成了许多政策评估模式，其中德国学者Vedung(1997)在《公共政策和项目评估》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政策评估模式的系统分类框架，国内的李德国和蔡晶晶(2006)则从范式的角度将其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典型模式，这些模式的选择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具体到科技政策的评估实践，OECD所开展的工作最为系统和全面，其中最充分的分析就是创新政策评估报告系列。OECD不仅进行了创新政策评价综合分析(OECD，2005c)、创新政策案例研究(OECD，2005d)、跨部门政策案例研究(OECD，2005e)和跨国比较(OECD，2005f)，而且先后对瑞士(OECD，2006)、智利(OECD，2007c)、新西兰(OECD，2007d)、卢森堡(OECD，2007e)、南非(OECD，2007f)、中国(OECD，2008b)、挪威(OECD，2008c)、韩国(OECD，2009c)、墨西哥(OECD，2009d)、秘鲁(OECD，2011c)、俄罗斯(OECD，2011d)、斯洛文尼亚(OECD，2012a)12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系统的整体情况进行了专门评估，并对区域创新政策的评估提出了具体的方法(OECD，2011e)，为系统地开展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评估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而针对中国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政策方面的评估，目前在国内外也已经有不少成果，这些评估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具体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相关政策的多角度评估，包括户口政策的影响(Guo and Iredale，2004)、海外人才计划的资助效果(屈宝强、彭洁、赵伟等，2011；杜红亮和任昱仰，2013；杨河清和陈怡安，2013)、现行政策中有关移民权利的评估(Liu，2008)等。二是对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整体评估，包括吸引高端人才政策的引才效果(Zweig，1997；Cao，2008)、海外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碎片化的问题(李侠，2009)、高层次人才政策内容存在的问题(郑代良和钟书华，2012)、公派出国留学政策的效益评价(胥传孝，2008)、留学回国人才政策评估(肖利、汪飚翔、张岩等，2005)、地方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评估(黄颖，2009；宗子仰，2010)、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评价(肖起清，2008)等。此外，在一些国际比较研究中，也涉及部分对中国海外科技人才政策的评价，例如美国的《2012年全球创新政策指数报告》就专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55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移民政策进行了国际评价与比较研究，并对中国高技术移民政策给出了“中低”水平的评价结果(Atkinson，Ezell and Stewart，2012)。

三、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研究的方法和工具

一直以来，分析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情况都是比较困难的，其关键原因是缺少统一的统计口径，难以持续开展全球性的统计，而且人的流动性非常大，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做到有效统计的，给相关的研究和深入分析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为此一些国际组织为此做出了各种努力。

一是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科技人才分类指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前，OECD只能够对R&D人员的情况进行分析，而不能扩展到所有科技人力资源(HRST)，为此OECD和欧洲统计局(Eurostat)在1995年联合发布了《科技人力资源测量手册》(俗称《堪培拉手册》)(OECD & ECSC-EC-EAE，1995)，该手册从接受教育的程度、职业以及两者的结合三个维度对科技人力资源进行了统计学的定义，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和国家数据以便进行比较的详细方法，从而可以比较方便地进行国际科技人才流动的定量化统计。

不同的主体对科技人才国际流动进行了不同的概念界定，正如Koser和Salt(1997)所言，目前国际上对于科技人才国际流动的定义非常多，总体上看从流出国角度所做的定义包括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浪费(brain waste)、人才交流(brain exchange)、人才移出(highly skilled emigration)等，从流入国角度所做的定义包括有优先权的工人(priority workers)、人才流入(talent inflow)、人才移入(highly skilled immigration)等，从跨国企业角度则可定义为人才移民(talent migration)、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等，还有的文献认为应细化这些分类的角度，并提出诸如技能型国际移民(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技能型国际劳动力循环(skilled international labour circulation)、职业暂住者(professional transients)、专家移民(migration of expertise)等。除了上述综合型的定义外，有些研究还针对不同人群提出将人才国际流动进行分类，例如Salt提出将人才根据国际流动特点的不同分为企业内部跨国流动人员、技术人员/访客、职业人士、项目专家、咨询专家、私人职业开发和培训人员、职员和传教士、娱乐人员/运动员/艺术家、商业人士和独立大亨、学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和学生)、军队人员以及上述类别人员的配偶和孩子(Salt，1997)，而Mahroum(2000)将其归结为管理人员和负责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术人员和科学家、企业家、学生五类。

除了上述针对人才国际流动的单一分类体系外，Iredale(2001)进一步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提出可从五个角度对人才国际流动进行分类：(1)根据流动的动机可分为被迫逃离(forced exodus)、伦理移民(ethical emigration)、人才流失(brain drain)、政府引导(government induced)、产业引导(industry led)等；(2)根据来源或目的地的特征可分为来源于欠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移民和流向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移民；(3)根据国际流动的渠道和机制也可以分别进行分类，包括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劳动力市场、签有国际协议的公司派遣员工赴国外、处理大量自发流动的国际就业机构、大量的小型就业机构或族群网络以及其他机制例如网络等方式；(4)根据停留的时间可分为永久迁移或循环/临时迁移；(5)根据移民融入目的地的经济生活的情况还可分为不利的接收环境、中性的接收环境和有利的接收环境(即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都适宜)。截至目前，各种定义都在广泛使用，其分类也还没有公认的结论，这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和深化。

二是数据的获取方法。国际上通常并没有针对科技人力资源的数据，OECD每年调查有关就业、劳动力流动、研发人员的各种数据，欧盟则常调查有关人口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和欧洲统计局还常采用UOC3的问卷调查方法来获取有关高等教育的数据。一些国家则主要采用登记、人口普查、家庭调查、年度就业和劳动力调查、移民统计、年度教育统计、国家收入调查、研发调查、贸易和专业组织的登记、临时性调查等方式(OECD & ECSC-EC-EAE，1995；OECD，2005g)。除了上述机构外，IMF借助美国和OECD的有关数据进行重新估算(Carrington and Detragiache，1998)，得到人才移民和人才国际流动的数据；世界银行通过上述数据源估算了大约190个国家人才外流的数据(Docquier and Marfouk，2004)；美国通过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美国社区调查(ACS)、当前人口调查(CPS)、收入和计划参与调查(SIPP)、美国住房调查(ASH)、国家卫生评估调查(NHIS)分析移民的流动情况，而其国土安全部和内政部的签证和法律状态信息则用于评估移民的总体情况(Grieco and Rytina，2011)。在上述数据来源的基础上，这些机构构建了国际科技人才数据库，为下一步开展定量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近年来，除了一般性的科技人力资源国际流动研究外，学术界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了特定科技人才群体，例如高技能人才(OECD，2001)、拥有博士学位的职业人员(Auriol，2007 and 2010)、社会科学人才(Auriol，2010)、女性科技人才(ISM，2010)、新兴经济体的科技人才等。除了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大型调查咨询公司所做的大规模调查统计以外，个人针对国际科技人才流动的研究则主要借助小样本调查和新兴的CR跟踪分析、CV分析等来研究其迁徙规律(周建中和肖小溪，2011；牛珩和周建中，2012)。

三是关于国际流动的模型分析工具。建立分析框架或者模型是近年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最典型的模型包括推拉模型(Mahroum，2000)、全球人才模型(Global Talent Pyramid Mode)(Ivaturi，Lavnin and Mohan，2009)、移民表现概念框架(de Haas，2008)、网络方法(Jean，2001)、空间分析模型(Koser and Salt，1997；Florida，2002)等框架模型，以及类型多样的经济学模型(Zhang，2001；Wilson，2008；Pieretti and Zou，2009；Haupt and Janeba，2009)。有学者(Koser and Salt，1997)将其总结为四类模型，即宏观模型、中观模型、微观模型和多维度模型，每一类模型下面又有大量的具体模型。总体来看，由于概念还没有清晰地建立起来，也没有科学、系统地搜集相关的研究数据，因此目前的模型研究仍然不多，而且已有的模型也相对简单和难以验证，这是今后的研究仍然需要努力的方向。

四是针对数据和资料的其他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采用统计分析(Harvey，2008)或在面对面访谈后进行故事性叙述(Robinson and Carey，2000)是人才研究领域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对照组比较分析(Turpin，Woolley，Marceau，et al.，2008)、分类分析(Hugo，2009)、赋值分析(Baláz，Williams and Kollár，2003)、定量回归分析(Khoo，Hugo and McDonald，2008)、案例分析(Skrentny，Chan，Fox，et al.，2007)等方法也比较常见，此外还有研究者会用到演绎分析(Sanderson，2009)、几何学分析(Grubel，1975)、文献计量分析(Laudel，2003)、图形分析(Becker，Liebig and Sousa-Poza，2008)等方法。

总体而言，国际上针对国际科技人才流动的研究涉及面广，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乃至部分自然科学领域都有所涉及，其中广义的社会科学领域涉及最广，涵盖了心理学、政治学、人口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等众多分支学科，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国际科技人才流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差别非常大，该领域距离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缺乏持续跟踪且可靠的研究数据、广泛认可的固定研究方法、行之有效的研究工具、稳定而专业的研究队伍，这也是今后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