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社会保障是一国或地区政府为了解决社会脆弱群体基本生活问题制定的一项社会政策，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应享的基本社会权利。目前关于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及适度水平的研究成果理论分析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宏观分析比较多，微观分析比较少；整体水平研究比较多，结构水平分析比较少。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统计标准不完善，给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

从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上看，现代社会保障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全面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目前，世界上有16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各异，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的含义倾向于国内所说的社会保障，而西方的福利标准主要是生活过得好不好。早在18世纪时，亚当·斯密（A.Smith）就提出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亚当·斯密，1994）。后来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主张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任保平，2001）。社会福利的定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从横向维度看社会福利囊括的范围，一个是从纵向维度判断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被满足到何种程度（Kirst-Ashman，2007）。福利水平的高低不仅包括物质和服务提供程度，还包括主观感觉的满足程度、相对需求的满足程度和个人或集体的满足程度（Fitzpatrick，2001）。

有关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在国内外的相关成果较多。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穆怀中教授在1997年首提“社会保障水平”之后，加之在此前后中国以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改革开启了国内社会保障改革序幕，学界掀起了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热潮。只是由于社会保障的动态性特征，社会保障水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所不同。在国外，没有“社会保障水平”的提法，国外主要指社会福利水平。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问题的某些项目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程度上，并且没有统一的标准。早在1959年，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莱因哈德·本迪克斯根据比较研究得出社会阶层的变化趋势，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和改革提供了基础，认为经济发展是体制转型的先决条件（Lipset，Reinhard，1959）。1974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提出的“储蓄挤出论”等都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拓宽了视野，费尔德斯坦同时指出：社会保障计划与个人退休计划对储蓄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养老金水平（Martin Feldstein，1974）。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通过生命周期理论，将社会保障福利水平与实际资本的两个组合参数用于研究社会保障增长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计划能够引导实际资本的增加，促进社会福利（Paul A.，1975）。在当时经济学界还流行一个观点，这一观点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公平与效率》一书中表达得很明确：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解决了不公平问题，却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Okun，1975）。这说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间形成的是此消彼长关系，但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要求政府通过适度的干预在公平与效率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社会保障则是一种实现此目标的重要手段。

社会保障费用的上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1989年，皮埃尔·拉罗克认为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不仅是因为覆盖面的扩大，也是因为社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制度的成熟以及人均保健费用的增加等。1994年，美国学者艾伯特·艾莱辛那和罗伯托·佩罗蒂认为增加社会福利要在适度的范围或者水平以内，否则增加幅度过大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工资水平增加、公司财政负担过重、物价水平过高、企业成本增加、降低企业竞争力等（Albert Alesina ＆ Rober Perotti，1994）。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侧面反映出福利支出压力加大对企业负担的影响。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Tabellini认为养老金水平的提高与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关系（Tabellini，1996）。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罗伯特·夏默认为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能够促进工人生产率的提高（Daron Acemoglu ＆ Robert Shimer，1999）。这体现了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功能。2000年，詹姆斯·波特巴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障制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执行保险金的给付计划，同时社会保障不仅会影响居民的储蓄计划，还会影响经济增长（James M.Poterba et al.，2000）。Bellettini 和 Ceroni的研究也指出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则更明显（Bellettini ＆ Ceroni，2000）。这些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密切关系。Culter和Johnson以20个OECD国家的养老和医疗支出来代表社会保险水平，发现65岁以上人口的增加能明显提高养老和医疗支出水平（Culter ＆ Johnson，2004）。综合各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奠定物质基础，反过来，社会保障通过影响储蓄进而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过高或是过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涉及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保障制度制定时间、医疗技术的创新、人均寿命延长等都对社会保障费用产生影响。

如果细分到社会保障的财务制度，罗伯特·索罗（R.M.Solow）认为：现收现付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个人而言将引致提前退休，对企业而言会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国家而言会引发财政支出压力加大（郭爱姝，2011）。虽然也有学者认为现收现付制不是导致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因，但是，目前来看，现收现付制本身的设计缺陷是导致社会保障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危机境遇下，在原有现收现付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得举步维艰。相反，拉丁美洲国家的基金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引发了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在国家提供适度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大讨论。尼克·巴尔（N.Barr）就认为基金制对养老金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李军，2003）。国际劳工组织倾向于在原有的现收现付制上做小修小补，而世界银行则倾向于建立多支柱的养老模式，在个人账户上主张推行私营化（李军，2003）。无论是现收现付制下的微调，还是由现收现付向基金制的完全转制，抑或是如中国一样走了一条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相结合的中间道路，最终的转向都是由待遇确定制向缴费确定制转变，个人和企业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目前来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财务制度上须与全国社会保障政策保持一致，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只能选择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的道路，实际操作上与国家“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指导方针存在一定差距。

对西方社会“福利病”的研究表明：过高的社会福利会导致“养懒汉”。2000年，安德森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严重，但是社会福利已经深入人心，因此不能废除，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公民的工作积极性而定（Anderson，2001）。1997年，弗兰茨·克萨维尔·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认为：只有循序渐进地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使各方面政策相互协调，才能进一步地解决福利成本过高的问题（弗兰茨·克萨维尔·考夫曼，2004）。2004年，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认为：要解决社会“福利病”的问题，就必须给予救助者适度的社会保障救助水平，一方面坚持金钱救助，另一方面坚持为救助对象增加就业机会，把二者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伊始，高社会福利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下积极探索医治“福利病”的药方，截至目前，效果并不明显。这些建议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而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的时间还不长，其发展水平还较低，要学会吸取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发展的教训，借鉴在促进就业和发挥家庭作用方面的经验。

克雷斯坦·阿斯帕勒特（Aspalter，2006）认为：东亚的福利体制特点是非常重视福利体制如何支持和实现潜在经济增长，关键措施在于政府保持低税收、增加公共投入和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承诺要适度。所以，欧洲在高福利的压力下财政不堪重负，而东亚的福利发展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的某种国际标准”（Holiday，2000）。产生于东亚的福利体制对于中国而言借鉴意义非常明显，因为我国在当下仍然倡导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

可以看出，国外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适应性的研究，从指标上看主要是研究社会保障与储蓄、消费及投资等的关系；二是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看作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发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作用，在既不会造成“养懒汉”，又能促进劳动积极性提高和获得劳工大众的政治支持目标之间做出权衡；三是从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势研究看，尽管现在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实施的是现收现付制度，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中国实行的是部分积累制，但是整体趋势应该是现收现付制的渐进式改革更受欢迎，其改革阻力最小。从具体的国际福利制度改革来看，东亚的福利体制改革模式“可能成为21世纪的某种国际标准”。这些研究成果对年轻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全方位地思考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或者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研究。因为国情的差异，国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几乎在全国是一个标准，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社会保障表现为碎片化。所以，借鉴国外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需要切实综合考虑中国各地具体情况。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1.确定评价指标

我国社会保障官方统计资料不完整、不统一，社会保障项目长期由不同部门管理，这就使得社会保障水平测定的指标设计在不同的学者笔下不尽相同。国际上的社会保障支出通常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养老、残障、死亡救助；二是疾病、生育、医疗护理；三是失业救助；四是家庭津贴；五是工伤及其他社会救助（穆怀中，2002）。目前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基本上设有养老、残障、遗嘱保险，疾病、生育、医疗护理保险，工伤保险；有些国家不设立失业保险、家庭津贴等保障。刘均根据我国社会保障统计口径的特殊性综合考虑后，认为社会保障支出的指标有两个维度。（1）横向社会保障水平指标：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率，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2）社会保障水平的纵向指标：人均社会保障给付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指标，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工资总额的时间序列指标，最低工资标准时间序列指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间序列指标（刘均，2003）。薛在兴根据费用负担主体不同，将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划分为企业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在职劳动者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和政府社会保障水平3个指标，根据社会保障待遇是否与收入相关联，划分为收入补偿类待遇水平和支出补偿类待遇水平，将这些指标结合，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薛在兴，2008）。齐立云和申社芳在穆怀中教授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度模型上提出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不仅包括总体水平，还应该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负担水平；社会保障待遇总体水平和收入补偿类待遇水平（齐立云、申社芳，2010）。郭林和张学峰认为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价指标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总体水平测定指标；二是社会保障结构水平测定指标体系，其结构水平指标体系又包括社会保障的城乡结构水平、群体结构水平和项目结构水平等；三是其他指标体系（郭林、张学峰，2011）。吴连霞在测定社会保障水平时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为何对劳动要素分配系数选择0.75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思考社会保障水平测度模型改进的思路（吴连霞，2012）。刘玉祥和郭德辉在分析新疆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时把社会保障支出分为财政性支出和非财政性支出，以此更为直观地分析社会保障水平（刘玉祥、郭德辉，2012）。苗艳梅等从社会保障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出发，通过对社会保障对社会问题的覆盖程度、社会保障对社会成员的覆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水平这3个指标的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对社会问题的覆盖程度还不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特点明显，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还处于制度完善的阶段，提出了未来社会保障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苗艳梅、杨斌、丁建定，2013）。穆怀中、沈毅、樊林昕、施阳在测算农村适度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时做了一定的变通：把“工资收入总额”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支出总额”和GDP的中间变量，然后，将合理的“养老保险支出总额”占“工资收入总额”的比重系数与合理的“工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系数相乘，就得出了“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系数”（穆怀中、沈毅、樊林昕、施阳，2013）。周明和张鑫武认为，社会保障水平测定的指标应分为总体性指标和结构性指标，同时，在测算的时候由于我国以2007年为界的统计口径有变化，所以在数据的处理上不同的学者处理方法不一样，其结论也值得商榷（周明、张鑫武，2014）。薛惠元和仙蜜花测算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水平，采取的指标分别是财政支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薛惠元、仙蜜花，2014）。

根据以上各学者对社会保障水平指标的选择，综合判断如下：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选择是社会保障水平定量分析的基础；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可按项目、整体与局部、城乡分类选择，也可按社会保障责任主体选择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选择需要视研究目标而定。

2.社会保障测度的方法及应用

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度方法总体上有两种：一种为定量分析法，另一种为定性分析方法。

其中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绝对指标分析法和社会保障水平测度模型分析方法，同时测度模型主要采取的是穆怀中教授的评价方法，少部分学者利用统计学或经济计量方法进行测度。高利平对山东省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测算（高利平，2002）。王元月、马驰骋、游桂云对东北三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适度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保障水平偏低且结构不合理的结论（王元月、马驰骋、游桂云，2004）。杨翠迎、何文炯从社会保障发展与经济的协调性角度分析了适度社会保障水平，根据国外社会保障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二者如何适应提出了建议（杨翠迎、何文炯，2004）。王孝贡（2006）根据大量数据资料指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反映了各地区全社会保障水平。根据朱庆芳教授所提供的数据可知，全国平均为249元，上海最高，达1326元；北京、天津分别为976元和773元；辽宁为567元；黑龙江和新疆均为400多元；贵州最低，只有100元；广西、河南、安徽、四川4省份均不足150元。赵新亚、张敬一从定量角度对甘肃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甘肃1995年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只有1.12%，到2004年增长到6.83%。相应的与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由1995年的-5.24%，缩小到2004年的-1.8%。甘肃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但是正在走向适度（赵新亚、张敬一，2006）。刘常姝对全国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研究后发现，通过聚类分析把全国分为三类，其中社会保障水平最低的第三类中除了中部的安徽和江西以外，全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贵州、甘肃、四川、西藏（刘常姝，2007）。郑程文利用数理模型对重庆2002～2005年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测度，发现在这期间社会保障水平均未达到适度下限。从整体来看，重庆市现有的社会保障总水平偏低，远达不到“适度”要求（郑程文，2007）。卫松通过对贵州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贵州农村社会保障总水平为4.206%，而适度社会保障水平应为7.55%～8.178%。说明贵州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于适度社会保障水平上限的50%左右（卫松，2010）。刘玉祥和郭德辉对新疆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研究后得出：新疆社会保障水平近年来逐步提高，但是总体水平偏低；劳动分配比例偏低；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较大（刘玉祥、郭德辉，2012）。鲍震宇经过测算后发现，内蒙古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也低于理论上的适度社会保障水平（鲍震宇，2013）。张文、唐萧萧、徐小琴仅以全国相关项目的支出和应享受人数等数据为基础，比较得出全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张文、唐萧萧、徐小琴，2013）。陈元刚和陈婷婷通过对重庆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得出：重庆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远远达不到通货膨胀的速度，故社会保障水平是偏低的（陈元刚、陈婷婷，2014）。朱俊生、赵海珠把社会保障支出除以GDP作为评价指标，对OECD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变动进行了测定，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指出中国需要避免福利国家的福利竞赛现象，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的适应性要做专业评估（朱俊生、赵海珠，2015）。

以上的研究主要依据穆怀中教授的测度模型，也有部分学者结合计量分析方法或者统计研究方法综合测定。各学者对社会保障水平或者分项目的保障水平测定结果整体上偏低。另外一种社会保障水平高低的测度方法主要是地区或者国家间的比较：以人均GDP为基础，主要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早的国家为蓝本，计算出此类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此与我国或者某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比较。这样的判断方法由于统计口径和客观环境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此类的研究往往可作为一种辅助研究。

定性分析方法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高低，往往是根据主观价值判断来分析。这样的研究较少，或者至多是其他领域研究中对社会保障较为粗略的判断。单一的以定量或者定性研究社会保障水平的成果极少，学者们往往是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

3.社会保障水平状态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保障一直实行“低水平、广覆盖”策略。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由于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单列，所以水平高低无法考证，研究成果也非常少。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后，社会保障制度才演变为今天的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模式（这里主要是指养老和医疗两大项目），国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才开始兴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国内社会保障水平的具体测定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各个省份层面和全国整体水平，整体上表现为水平偏低和结构不合理（穆怀中，1997；郑程文，2007；卫松，2010；郭昆、李崇科，2012；朱俊生、赵海珠，2015；杨风寿、沈墨，2016）。但是考虑到社会保障水平的动态性，这些研究对于当下的参考意义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的研究上。随着国家综合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客观环境的变化需要对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

4.社会保障水平走向适度的建议

目前学者对社会保障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靠做大蛋糕形式提升国民收入分配的能力（穆怀中，1997；刘均，2003；吴连霞，2012）；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聂华林、杨建国，2006；张海川，2013）；再次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主要集中在养老和医疗方面（穆怀中，1997；高霖雨，2009）；最后是提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能力（白钢、史卫民，2012；杨燕绥，2014）。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研究上提出，还要继续发挥家庭保障功能和团结互助精神以抵御社会保障风险。黄维民和冯振东指出，民族地区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使民族地区内部团结抵御风险的群众基础较好，应该加强内部的互助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民族文化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软实力，可更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丰富（黄维民、冯振东，2011）。郭昆和李崇科对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研究时提出，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纽带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如父系保障型、母系家庭保障型、双血亲系家庭保障型、家族保障型及村寨保障型等传统的家庭、组织保障型模式（郭昆、李崇科，2012）。这些模式在地处偏远的西南民族地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研究不少，但是，大多是援用穆怀中教授的评价方法（见以上鲍震宇、刘常姝、郑程文、卫松、陈元刚、陈婷婷等的研究），而关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少部分学者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出发，结合国情、省情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耘论证了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家庭养老机制的良好运转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耘，2007）。黄维民和冯振东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西部农村少数民族社会保障研究》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民族文化对建构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的重要意义（黄维民、冯振东，2011）。除此以外，在一些学者的习惯法调研中可发现一些西南民族地区习惯法中互助、慈善、孝道等的存在（赵利生等，2009；龙大轩，2012；何其鑫，2013；刘顺峰，2013；周相卿、朱微，2013）。张川川和陈斌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当下，农村的养老很大比例还是依赖子女的代际转移，我国民族地区的家庭保障仍然是相当长时间里社会稳定的重要屏障（张川川、陈斌开，2014）。综合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发现，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其他地区不同，最大的客观实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滞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除了主要从经济增长上寻求突破以外，还可从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互助组织、家庭团结因素中挖掘有利因子作为补充。

以上针对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是就狭义范围而言，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政策之一，还可发现大量学者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探讨民族地区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可借鉴研究成果。早在1989年，学者金炳镐就指出民族发展是民族性的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的统一（金炳镐，1989）。都永浩认为，民族发展的关键是民族作为个体和群体能力的增强（都永浩，1991）。金炳镐、张银花在总结以前的研究和结合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发展的新概念“民族和谐发展”。“民族和谐发展是指民族共同体内部各要素及民族共同体与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全方位发展。民族和谐发展着眼于更加全面协调、长远持续、整体共同的发展。”（金炳镐、张银花，2007）在民族发展的方式和战略研究方面，乌尔希叶夫总结出民族发展的几种模式，其中对于发展滞后的民族而言可采取跳跃式发展模式（乌尔希叶夫，1994）。胡鞍钢、温军提出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异质同构的平衡发展为核心的新追赶发展战略（胡鞍钢、温军，2004）。张银花在后来的研究中把民族发展方式丰富为跨越式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统一（张银花，2006）。民族发展理论对民族政策的实施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价值取向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不断丰富的民族发展理论不仅符合民族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的需要。民族发展理论可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提供价值导引，根据民族发展理论，社会保障政策应追求促进个人或家庭的可持续保障和发展能力、在社会公平目标下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谐的价值导向。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上，雷振扬认为，正是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基础之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帮助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政策（雷振扬，2010）。这为政府或相关部门帮助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地区寻求中央政府另开“小灶”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发展”、《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号），以及国务院专门针对新疆、西藏、贵州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意见，都是以上两个法律的具体实施。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支持上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扶贫措施、社会救助倾斜政策、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住房保障政策优惠等。鉴于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实际，贫困成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研究中关注最多的问题。赵延年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发展战略选择（赵延年，1993）。覃敏笑等提出了贵州大西南开发中的脱贫之路和战略选择（覃敏笑，1993）。马戎、潘乃谷、周星从民族社区角度研究了民族地区的贫困和现代化问题（马戎、潘乃谷、周星，2001）。刘军民指出，21世纪，中国扶贫应向“赋能式”和多维扶贫转变（刘军民，2011）。单德朋、郑长德指出了民族地区城镇显性和潜在贫困的演进路径和特征（单德朋、郑长德，2014）。唐勇、刘林、龚新蜀以少数民族最多的八省区为对象，研究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减缓贫困的影响，并对解决贫困问题进行了最新的探索（唐勇、刘林、龚新蜀，2015）。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民族地区扶贫上力度更大，学界与实践部门关注度更高，这些都为中央和各省份社会保障兜底功能发挥提供了参考。

以上学者关于民族地区民族发展、民族政策、社会保障问题、贫困问题等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设定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截至目前，综观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其大致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全国整体上的分散研究过程；大多数实地研究的结论说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地处贫困地区，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

（三）文献评价

据上分析，有关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研究的国外成果，主要关注如下几方面：社会福利制度对消费、投资和储蓄如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危机对财政支出和政治稳定的影响；社会福利危机下的未来路径探索；等等。国外社会福利的研究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参考，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发展如何与经济增长有机结合实现一举两得；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从长远着眼应该考虑哪些因素；人口老龄化的国际大背景下，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长提供前车之鉴；在我国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如何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等等。以上的这些研究为本研究中社会保障发展的经济基础分析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内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性研究，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水平测定的指标选择上，但是指标的选择仍然存在争议，无论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上去设计，还是从总体、结构上去建构，抑或是二者兼具，指标的设计和选择都是适度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前提。其测度的方法主要还是借鉴穆怀中教授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度模型，但是在测度中观和微观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结构水平上，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完善。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上表现为整体水平偏低；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如何走向适度的建议上略显粗糙，可操作性不强。关于影响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甚少，如何有效提高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责任的建议也不多。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民族发展政策广度和深度的推进都为民族地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本研究拟较深入和全面地判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现状，综合考虑影响社会保障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民族等因素，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一条适度社会保障水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