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汉学通论：观念、方法和研究范式
中国研究何去何从
中国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成立时，不少西方学者曾对其抱持保留态度，担心它的运作将受限于狭窄的意识形态格局，或听命于国民党，或鼓吹反共主义及其他保守价值。但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揣测、偏见应当早已因基金会的实际表现一扫而空了。
在此，我想就基金会及其相关的中国研究问题以一己之所知略抒管见。但我的看法并不仅出于个人对基金会表现的期许；事实上，我更希望借此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关注点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支持中国研究的基金会。问题的重心是，所有类似的基金会推动学术研究时，都不免将其视为一种无限扩张的学术工业，这一观念的基础何在？学界毫无限制地投注大量心力研究微不足道的题目，我们已经见怪不怪。这一风气每每以“创新”或“突破”等陈词作为自我抬举的借口。它总是声称眼前的发明或发现空前绝后，殊不知，其所作所述其实前有古人，甚至只是对前贤的曲解。所谓的“新”竟可能来自对固有事物的“新”破坏。
学界这种不断扩张研究版图的热衷甚或冲动当然不是没有任何基础：或曰人类对新知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或曰现代文明对知识成长的信念与外在世界扩张的趋势相互为用。但在拙作《东亚文明》（East Asian Civilizations，根据哈佛大学赖肖尔讲座系列所成的专书）的最后一章，我曾从东亚传统视野和现代生态关怀的角度，质疑21世纪我们是否仍能如此漫无节制地扩张。我对此种扩张心态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深有所虑。至少在人文及社会科学的领域，我们倾注与时俱增的精力钻研微乎其微的课题，已暗示学术量化的研究方式可能恰恰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就像新闻媒体与娱乐业一样，我们潜心于枝节微末的研究，有如参与内容琐碎的智力竞赛节目或追逐无谓的“世界纪录”体育成绩，忘其所以，以致耽误了对那些更重要问题的思考。
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从事学术研究及赞助学术研究者必须对那些以“空前绝后”“锐意突破”为名的研究计划更加警觉。有些计划号称“前无古人”，实际上可能根本就是因为计划本身一无是处，因此才一直乏人问津。
我想起了孔子在与其门人的对话中对闻所未闻事物的回答。这种表态方式通常暗示了一种审慎或存疑的态度，如“吾尝闻……（一件值得接受或合宜的事物），吾未闻……（一件没有根据、不由正道、应予驳斥的事物）”。对维新之士，我的举证也许显得保守、反动。当然，我们如果仅是因为一件事物闻所未闻就排斥它，未免显得没有理性，无所用心。但我们仍应扪心自问，在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时，我们所根据的是信而有征、放诸长远的基础，还是标新立异的时尚？当我们在推崇“新奇”或“原创性”之余，我们是否已惑于学术市场的新品牌、新配方，屈从于学术消费主义，弃实质研究于不顾？
如果对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提出质疑是为学者的本分，我也许可以就学界的市场化再举一例。我们现代对“刺激”（exciting）一词的滥用，已经到了习而不觉的地步。这显示出学界的心态已经与一般大众一样，动辄以震撼警奇为能事，从而忽略了深思熟虑的步骤。
当学术工作取决于对情感的挑逗或遐想，这代表了知识及道德上可悲的倒退。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仍时刻遭遇各种以“新奇”“刺激”为名的学术花招，它们依然毫无任何实质或理念作为其后盾。
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新的世界仍有待征服，新的学术领域仍有待开拓。但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成长的局限和经济扩张的阻碍时，我们必须再思“成长”的意义：所谓成长不应只是持续的扩张，也意味着更深刻、更缜密的修养。我们所要征服的新世界也许正是已经和我们失去联系的旧世界，或是曾被我们忽视的内在境界，或是我们未曾仔细耕耘的根源。正是因为我们的疏失才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变得浅薄无根，仿佛按照“用过即扔”的消费经济原则，我们持续不断地自我损耗着。我们的神经及感官如此过分地紧绷，俨然要成为痉挛病患者——被拉紧到崩溃的临界点，再也不能承受更多压力。
我们如今困于无从建立任何确实的标准，来判断研究计划的价值及其长远可行性。主要的难题在于：学术论述话语本身已经如此分崩离析而且过分专业化，它们缺少共同的基础，而可以付诸公断的舆论标准也所剩无几。现代生活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也难怪各基金会的因应之道只是将自己的专业领域圈限得更为狭窄。基金会的首要任务是定义自己的专业任务，将责任范围清楚地划定出来，然后排除任何不符合明文规定的申请案例；没有总揽全局的企图，唯见分门别类、照章行事的规矩。
与此同时，各个大学及研究机构对所谓有“突破性”的计划越来越趋之若鹜。为了追逐学术性及领导地位，教育的目的已为专业训练及技术运用所取代。但这种现象并不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与“人文艺术”的对抗，也不是如C. P. 斯诺（C. P. Snow）所述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相互对接。我们今天的人文学者其实早已变得“技术化”了；他（她）们各有自己的技术、专业及意识形态，话语夹缠晦涩，哪里还能相互沟通？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也看不出人文学科对人之所以为人，对人之为完整个体而非局部片断，显示出任何关心。甚至所谓的“多元研究”及“科际整合”的计划也很少能突破耍弄时新花招及当今字眼的局限。这使得我们不再能就共同的重要话题相互切磋。
从教育方法上来说，这一危机表现在许多“通识课程”非但无法强调课程的中心共识，反而听任学生从五花八门的角度学习。如此一来，学生既不能整合他（她）们对人文问题的共同观照，也不能借由一个公共的议程聚合问题的焦点。
话说回来，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观察事物的不同方法，但教育也应提供给学生一个共同分析问题的基础，一种引发对话的方法。教育应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问题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并据此做出决定而非臆测——为学之道正在于训练学生价值判断的能力。在学习过程的彼端，我们不能奢求大家了无异议，有志一同，但至少我们应期盼学习的方法与目的可以作为日后不断对话的起点。教育的目的是发挥我们彬彬有礼的潜质，即使对终极关怀有很深的歧见，我们依然能够进退不失风度。
对我而言，这样基于通识的对话必须与“先进”的研究并行不悖，两者互相增益，以期对话能更深更远。在今天这样的多元文化世界里，东亚的人文资源——特别是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及其他的文化——可谓身在其中。我们的对话不能偏废此类中国人文经验。在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对任何文明共同关注的持续讨论里，中国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唯有超越入门课程的阶段，通识教育才能更加启迪我们对于学术真谛的向往与追求。
今天的学术风潮如此的扩散离析，要赓续我们彼此间的对话谈何容易？但我们总应该找寻一个起点。蒋经国基金会的领导者及顾问们殚精竭虑，这些年来已经为促进学术共识、引导人文对话贡献良多。未来自然仍是持续此种努力的最佳动力。
为了不让我的看法流于空泛，我愿提议一个专门范畴，有待我们致力研究，即东亚教育史的重估及其对传统及现代通识价值的贡献。19世纪末东京帝国大学初建，规划大学东亚史新课程时，首度提及东亚教育史的项目。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做得更好！每一位东亚研究学者都应该知道，教育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舍本逐末、汲汲追求偏门小道，对教育的百年大计，我们又怎能置之不顾？
（王德威 译）
狄培理（Theodore de Bary，1919—201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东亚的宗教和思想传统研究，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儒学研究。著有《高贵与文明》《亚洲价值与人权》《中国的自由传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