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奏摺暴露光天之下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至二十五日間，日本一名高級官員準備前往滿洲，此行是冒殺頭之危險的。

他暫時借到《田中奏摺》初稿的速記文本，對其進行全部複製，歸還了原件，然後身揣百年侵略計劃動身去了中國。

就這樣，《田中奏摺》越過黃海，被偷出了日本。

許多東方人向我解釋此次危險的政治行動動機，說法各異。有人認為，這位日本官員之所以把密件偷出公之於世，是因為他代表正在竭力擊敗田中的軍國主義目標的民政黨，而且通過將密件披露於世，國際審查必將迫使日本保持自由主義與和平。還有人認為，日本官員偷出密件的原因是，他知道會發一筆財。有這後一種思想的，我也是其中一員。凡是去過東方的人都十分清楚，那裡的生活是何等的低劣與簡樸，「必需品」這個詞僅僅和「食品」同義。但是每個國家都有賣物換錢的人，在遠東，行賄受賄和勒索是件生死攸關的事情。

我想，一位日本官員冒生命之險去複製《田中奏摺》並偷出國門，是因為他知道會撈到很多油水。而且，我敢說，他也撈到了。

在此情形下，《奏摺》經過了數人之手。據太平洋關係研究會美國理事會（第一個聽說奏摺的外界組織）的一位職員說，偷出密件的日本官員現已將它賣給一位叫陳L·T的先生。此人現效力於自由中國內地的重慶政府，是名氣很大的神秘的「陳氏兄弟」之一，其百萬富翁的父親從開始就支持蔣介石。

陳先生將《奏摺》轉手賣給瀋陽兵工廠老闆楊宇霆先生。楊先生在張大元帥被炸死之前是張手下的一名將軍。

楊宇霆的一生頗具特色。他屬那種喜歡遊戲戰爭並從中獲利的中國將領。他在日本接受過軍事教育（許多中國國民黨員，就連蔣介石也在日本上過軍校，在日本學習如何同日本人作戰），說一口「矮猴」的語言，和東京市民沒甚麼兩樣。楊宇霆將《奏摺》從日語譯成中文，然後親自送給頂頭上司張作霖老元帥。楊沒有要現錢就移交了這份日本的「絕密」野心藍圖，因為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會有助於提高他在老元帥心目中的地位，以便高於滿洲其他將軍。

老元帥喪生於瀋陽郊外鐵路爆炸事故後，如大家所知，楊受到老元帥之子張學良少帥的排擠。少帥讀過《奏摺》之後，便加入了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府。他複製了數本奏摺，送往新的合作者。不到一年，中國大多數顯要幾乎人手一冊手抄本。

據小道消息所傳，我還想提及一事，少帥不喜歡楊宇霆，並不是因為他為父親弄到了《田中奏摺》，而是少帥不信任楊將軍，並懷疑其野心。楊因不滿便轉而投靠日本人，並援助滿洲基地的一次親日暴動。這次暴動被鎮壓，楊做了言不由衷的道歉。不過我聽說，少帥並沒忘記此事。他邀楊共進晚餐，是一頓非常豐盛的晚餐。席間就戰爭、政府、《奏摺》及女人問題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最後，就在晚餐即將結束正上咖啡時，少帥揮了揮手，兩名士兵走進來，抬起楊，拖出門外，沒有任何儀式就將楊斃了。然而，公正地說，少帥還蠻講情義的，他送給楊的遺孀十萬美金。

無論如何，這給張學良少帥及其隨從留下了幾份《田中奏摺》。一九二九年秋，在田中義一男爵死後不久，瀋陽來了美國官方友好使團。

來瀋陽的美國使團，走的是環程觀光路綫，後啟程去日本。觀光團成員代表太平洋關係研究會美國理事會，準備在京都旅行期間於該地舉行一次特別的短暫的圓桌會議。

住在瀋陽期間，美國人員受到參加該研究會會議的中國代表的接見，這些中國人也是張少帥麾下的高級官員。會議期間舉辦了幾次非正式的有關當代政治的自由討論。接著，猶如晴天霹靂，有位中國代表提到了《田中奏摺》。美國人聞此十分好奇，想一睹為快。於是，很快從少帥處尋到一份，並譯成讀得通的英語，然後交給美國人。這不啻為一枚書面炸彈。

美國人想弄清密件的來路。因此，中國人透露了大部分內容，略去了人名，這些我已談過。

不過，中國人只是開了個頭。現在他們通知美國代表，他們準備帶一份完整的頗為燙手的《奏摺》去日本京都。等日本代表高談闊論和平時，當面將《奏摺》公開。

此說博得一片叫好聲。末了，美國代表勸中國代表不要正式展示《奏摺》，那必將使得充滿祥和的聚會變得混亂不堪。所以，當所有的人都聚到京都，日方代表大言不慚地談論恭順的和平時，和平既然是美好的，中國代表就沒有破壞它。可是，在會議大廳，談及特別的話題時，《奏摺》傳開了。日方代表發現後，並不驚詫，只是害怕。沒錯，他們知道「秘密」的《奏摺》的內容。但是，他們請與會者千萬不要把它散播得更廣，千萬不能列入研究會的記錄之內。

這便是事情的經過。

於是，當日本再次沉迷於短命的自由主義時，《田中奏摺》被偷偷地公開。那是一九二九年年末。

很快，日本就要變了。幾乎是同時，全世界也很快了解到《奏摺》的內容以及日本磨刀霍霍要幹甚麼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陸軍發動了對滿洲的入侵。

張學良少帥毫不猶豫，決計盡一切可能讓全世界知道日本的新舉動有可能是某種計劃的開始。他把《田中奏摺》的全譯本寄給上海北京路五十號的《中國批評家》。

這本中國出版的英文週刊的中國編輯立刻意識到文件的重要性，覺得有必要向世界公開。

戰事爆發六天以後，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批評家》（第四冊三十九期）刊登了《田中奏摺》的全文，並加入了一篇對整個文件的概述。

該揭露文章的標題語為：「關於滿洲、蒙古、中國、美國及全世界的秘密奏摺—由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於一九二七年呈送日本天皇。」

我趁著在上海，搞到了一本向世人披露《田中奏摺》的這期聳人聽聞的週刊。現在，我想一字不差地按該期《中國批評家》的緒言概要，重錄於此。

《田中奏摺》之要點

1、日本如不採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難。

2、如欲征服世界，日本必須征服歐亞；如欲征服歐亞，日本必須征服中國；如欲征服中國，日本必須首先征服滿蒙。日本要在十年內完成上述計劃。

3、日本悔恨簽署了《九國條約》，該條約係英美企圖粉碎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之所為，因為日本同意了滿蒙屬中國領土。該條約極大地妨礙了日本在滿洲的自由。

4、日本相信，不久的將來同美國及蘇俄的戰爭不可避免。因此，為作好軍事上的準備，日本必須在滿洲修建吉林至會寧和長春至大賚的鐵路。

5、南滿鐵路公司在滿洲行使如同在朝鮮的總督一樣的職能。目前欲遮世人耳目，阻止秘密被揭穿，殖民事務處名義上支配台灣、朝鮮及南洋諸島的事務，實則管理滿洲事務。

6、日本必須在《二十一條》的基礎上，採取強有力措施，確保獲得在瀋陽修建鐵路以及砍伐樹木和開採十九個鐵礦、煤礦的優先權。

7、日本必須從陸軍「保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用於派遣退位官佐四百名，這些人要化裝為教師、商人、科學家和中國公民，潛入蒙古，向蒙古王公施以影響，背叛中國。

8、朝鮮人必須為日本所利用，作為維護殖民，並作為深入蒙滿的先頭力量。

9、利用瀋陽當地的混亂，日本必須操縱局勢，使瀋陽銀行鈔票貶得一文不值，從而用日元取而代之。

10、日本必須壟斷滿蒙的豆類、豆餅、木材、煤、鐵、毛皮、羊毛及其他產品的供應，並完全控制運輸，以剷除中國的影響。等歐美需要此類供應時便聽任日本擺佈了。

就這樣，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批評家》，一篇驚人的《奏摺》摘要片斷，對外部世界來說，卻含括著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味。

《田中奏摺》在上海披露後，不出八個月，便傳遍美國，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San Francisco Chronicle詳細地對它進行了論述。The New York Times同樣作了述評。中國政府媒體和親中國派別到處散發節選自《奏摺》的小冊子。美國政治專家深入研究之後，驚得一愣一愣的。

至此日本意識到，這對它非常不利。東京外務省的一名政府發言人第一次作出了日本的正式答覆。他說：「《田中奏摺》顯而易見純屬偽造品！」

日本唯恐華盛頓一旦認真對待，必將從一開始就使日本的帝國夢想陷入破滅，為了儘快平息此事，日方培訓了自己的高級宣傳官員對付《田中奏摺》。日本人從首相到國際聯盟的首席代表再到紐約的總領事，不遺餘力地想使美國人民—還有蘇聯人民、法國人民及英國人民相信，《田中奏摺》是離奇的憑空捏造。

可悲的是日本人成功了，不是在全盤懷疑《奏摺》方面，而且在圍繞它的權威性方面留下了足夠的疑問。於是，世界人民繼續他們對和平的追求，而日本卻平安無事地繼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階段做著準備。

在此，我準備詳細寫一下日本人在《田中奏摺》出版之後的最重要的反駁辭。

日本人最初本希望搶在密件在美國公開之前，對《奏摺》的傳播發起譴責。起草人為日本赴日內瓦的代表松岡洋右。此人才華橫溢，受過美國教育。松岡先生一九三一年七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中想擺平密奏，他說了以下的話：

「這份《田中奏摺》的原本，據說是某國住北平的僑民偽造的，甚至還有些很可靠的證據。不過，依我看，大概是日本人造的假，將其以高價賣給中國人。購買者認為是真的。」

其次，《奏摺》在美國傳播達到頂峰時，日本首相犬養毅在其聰明的同胞K·K·川上所著的《日本人如是說》的前言中，正式痛斥征服計劃。一九三二年三月份，犬養首相這樣寫道：

「藉此機會，就數百萬本偽造密件《田中首相奏摺》，或《日本征服中國及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秘密計劃》說句話。聽人講，此密件出於某種宣傳動機在美國分發。這份文件純屬捏造，地道的捏造。其題目本身便是對自己的控告。聲稱是英譯本的日語原件根本就不存在。

「已故田中首相（我接替他任政友會總裁）從未向天皇呈送過這類文件。該冊子有許多荒謬言論……

「我前任的名聲遭到如此惡意的褻瀆，我所具有的騎士品質及榮譽感促使我站起來維護他……日本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不受土地慾望的驅使。它沒有蓄意從事侵略……」

日本駐紐約的總領事堀內見弼先生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作了面面俱到的駁斥。他由政府授權，對密摺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大肆宣揚《奏摺》的前後矛盾，然後發給有能力引起美國公眾注意的渠道。結果，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The New York Times把對《奏摺》的新聞論述全部版面讓給了堀內見弼先生。

為了使最近這件公案敘述完整，筆者將再現日本這位非常憤慨的總領事所作論述的全文。

據堀內先生講：

一九三○年初，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查禁該出版物（《奏摺》），理由是《奏摺》屬憑空捏造。它的流傳將不利於兩國的友好關係。隨即中國當局好像採取了某些措施查禁。其結果是《奏摺》的流通曾一度消失。中國政府曾查禁該密件的事實應引起特別關注，因為這樣做說明他們承認了文件的虛假和惡意。

只要隨意瀏覽一下小冊子的頭幾頁，就足以確鑿說明，它無疑是偽造件。不過，那份被假定是呈送天皇的嚴肅奏章有無數的荒唐之處，舉其中幾例便能令人生疑。

所謂的密摺稱，大正天皇召集山縣親王和其他人開會，尋求抵制《九國條約》的辦法；還稱華盛頓會議之後，田中男爵被派往歐美，執行秘密任務；回國時途經上海，在碼頭上有名中國人企圖取其性命。

這些陳述是站不住腳的。大正天皇患病多年，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授權給加冕的皇子（裕仁）攝政，而三個月後即一九二二年二月《九國條約》才簽訂。顯而易見，大正天皇沒有且不可能召集此類會議。

況且，山縣親王自一九二一年十月以來就一直重病在身，並在《九國條約》簽署的五天前離開人間。一個死人是不會參加會議的。

再者，田中男爵最後一次歐洲之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此後他再也沒有訪問過這個大陸。他在上海遭遇刺殺一事是從馬尼拉的回國途中，那次是在回訪菲律賓總督伍德將軍之後。那次訪問，他是在二月二十四日離開東京，三月五日抵達馬尼拉，三月二十一日離開，並於當月二十八日到達上海。不用說，他那幾個星期不可能住在歐洲。

順便說一下，在上海襲擊他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朝鮮人。

鑒於田中的個人經驗並事涉極端重要的國務會議，有誰會相信，作為首相的田中男爵，能向天皇提交錯誤百出的密件呢？

文件還稱，關東都督福島將軍的女兒是蒙古圖什業圖王爺的顧問，日本因某種意圖必須「調集屯居福岡和廣島的陸軍師，經朝鮮派往南滿」。

這些皆為錯誤陳述的突出例子。福島將軍的唯一女兒生於一八九八年。其父任職期間（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她還不到十六歲，在東京貴族女子學校學習。因此，她永遠都不會被派到蒙古，事實上她也從未去過那裡。再者，福岡從未有過甚麼陸軍師部。

在偽造的《奏摺》裡，滿洲和內外蒙古的面積被說成是七萬四千平方英里。事實上，僅滿洲就有三十八萬多平方英里。日本在滿洲的鐵路、船運、採礦、林業、鋼鐵生產、農業及畜牧業的總投資額，《奏摺》說是四億四千萬元。令人奇怪的是，此數目恰與南滿鐵路公司的資本吻合。日本在滿洲的總投資將近二十億日元。文件還稱，田中男爵說過「中國人是我們的唯一顧客」。根據日本政府對一九二六年日本總出口貨物的報告，有百分之四十一的貨物運往美國，而運往中國的僅有百分之二十二。

一位認真負責的首相，其麾下有各種便利和助手搜集確切的數據和事實，在勾畫帝國之未來的《奏摺》裡竟能有如此眾多的錯誤陳述，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無需再進一步詳述整個小冊子中可以找到的無數錯誤及自相矛盾之處了。看看這裡已經說明的有關錯誤，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所謂的《奏摺》是憑空想像虛構出來的產物，故意製造不利的公共輿論傷害日本。

據說，中國人準備散發某些類似的偽造文件。例如《上條將軍奏摺》、《犬養首相奏摺》以及《日本外務省秘密會議之細節》等。

在日本人對密摺的真實性發表連篇累牘的反駁文章之後，那些一直在探究其存在的人決定靜候觀望，看看日本是否會努力將《奏摺》的預言付諸實施。畢竟，這才是對其真實性的根本考驗。

而人們看到的是，日本肆無忌憚地走上征服他國之路。

最終，參加此次爭論的大多數遠東問題專家逐步意識到，就最近的戰爭看，誰寫的《奏摺》倒無關緊要。在這些專家看來，問題不在於是田中還是了解內情的某個日本人起草的，而在於文件毫無疑問地正在成為日本官方的《我的奮鬥》。

例如，約翰·岡瑟說：「密件無論真假，肯定包括某些準確的預言。日本照密件行事，其忠實程度差不多同希特拉遵奉《我的奮鬥》一樣。」喬治·塞爾迪斯指出：「《田中奏摺》……為天皇詳細描述了帝國在中國、滿洲、法屬印度支那、印度、菲律賓及西伯利亞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可能方式和方法。諸多事件證實，此項計劃正在有條不紊地實施。」厄普頓·克洛斯撰文說：「與《田中奏摺》緊密相關的事情便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來，日本一貫地殘酷地推行文中所描繪的侵略計劃。」

因此，就其真實性而言，我倒可以讓當今歷史本身來支持秘密奏摺的真實存在，以反擊日本人的反駁。然而，我知道人們會怎樣看待。他們可能就一些小事提出質疑，他們會懷疑，而這可能擾亂他們對此事的堅信不疑。

簡而言之，根據我掌握的絕對第一手資料，我倒願給每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即：日本人正在對《奏摺》大講空話，企圖讓世界各國及人民忽視密件裡的預言。

讓某一段落的所謂自相矛盾見鬼去吧。日本人堅持認為：「在《奏摺》裡，一位認真負責的首相竟能做出構成犯罪的如此眾多的錯誤陳述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他們還進而堅持認為，文件不具備向天皇呈送的奏章所通常應有的規範文言和格式。然而，我在《奏摺》的來龍去脈中已經告訴過大家，這份抄下並被偷出的密件不是最後的文稿。從日本偷出的《奏摺》取自速記及田中在東方會議上所作計劃的初稿。自然，它仍是真實證據的非正式本，它被最後的奏摺所採用，兩週後才用恰當的傳統風格潤色形成。

至於事實有出入一說，日本人沒說錯，因為裡面存在一些說法不一的情況。不過，我在中國了解到，在將侵略計劃從日語到中文再到英語的翻譯過程中，張少帥在瀋陽的助手重排了數次，將事實修飾潤色，並加上一些新的表面事實，以使最終的披露件更具連貫性和可讀性。另一方面，有許多處被日本人稱為謊言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實並不然。《奏摺》談及日本在福岡陸軍師一事，日本人堅持說從未有過陸軍駐紮此地。然而，我從東京飛往上海途中，不得已在黃海上的不毛之地福岡著陸，換乘飛機。趁此逗留期間，我決定打聽幾個問題。結果，答案頗具啟發性。奏摺沒有弄錯，日本的辯駁是錯誤的。日本陸軍師確實曾在福岡駐紮達十八年之久。於是，我再次認識到《奏摺》非常準確。日本人叫嚷文件中有自相矛盾之處的說法是不老實的。關於福島將軍的女兒，日本人在東京承認，她確實進入過滿洲！

於是，我在進行初期的一點一點的調查時，就相信The New York Times詮釋得恰如其分：「《奏摺》中所提出的政策……現在成為日本的指導方針。」田中首相及其內閣和參加東方會議的顧問將整個策劃正式成文，作為軍事行為的明確計劃。

現在，我想就《田中奏摺》原作者的不一致問題為讀者提供無可爭辯的事實。在有關《田中奏摺》的一次辯論中—下一章我將進一步告訴讀者—顧維鈞博士代表中國從國際聯盟的會議席上站起來，作了激動人心的揭露。他說：

「田中將軍奏請天皇的《奏摺》……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形勢驟變之前，日本新聞界頻頻提到，而無一人對其真實性提出過任何懷疑。

「所提到的日本出版物其中有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號的《中外商務日報》和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日本《中央公論》。」

據此綫索，我同一名翻譯一起去了位於鬧市的《中外商務日報》的辦公室。這是一份日語日報，現仍具很高聲望，在東京的發行量很大。我儘量進行了核對，然後，我又對日文的《中央公論》進行了核對。

兩種出版物以國內消費為目的，日語出版，讀者為帝國的臣民。

我回到美國後，讓我在華盛頓的代理人去國會圖書館遠東科，直接影印這些聳人聽聞的出版期刊。一切辦妥。現在我的卷宗裡就有這個必不可少的證據。

下面即為我的發現。日本政府在攻擊《奏摺》時承認，《奏摺》肯定是日本人寫的。不過他們爭論的焦點僅僅是，無論是田中還是其他高級官員都沒有起草這樣一份侵略秘密計劃。不過，現在就讀一下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那天的東京日報《中外商務日報》，時間恰好在《中國批評家》向西方世界全部披露《奏摺》之前。

根據日本報紙，上面有篇署名新聞報道，談及滿洲。

「田中內閣外交政策局提交給（日本）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就有秘密的國務《奏摺》，倡導對滿蒙的積極政策。

「《奏摺》有一段是這樣記錄的：假若住在滿蒙的朝鮮人增至二百五十萬以上，那麼，事變一旦爆發，他們就會按我們的控制行動。」

隨後，東京的《中央公論》刊登的《日本資本主義及開拓殖民地問題》一文中也對《田中奏摺》進行了全面討論。文章分為三個部分，每個標題下討論的全都是執行《奏摺》中所提議的政府計劃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文章以誇誇其談的日語堅持認為，朝鮮滲透滿洲，在中日以後爭端中其作用會非常非常之大。

現在，這些新的至今尚未公佈的事實增加了一個令人咋舌的證據：

在松岡洋右先生承認《奏摺》是日本人寫的同時，他本國的出版物（是在密件還未向外界透露，也未對此問題進行審查的時候）坦承，一份真正呈送天皇的秘密《奏摺》存在過，是由田中首相及其內閣炮製的。

因此，在密件還未對日本構造傷害並使其信譽掃地之前，基於日本的雜誌刊物曾對其進行過自由討論的事實；基於日本期刊無意中白紙黑字證實密件是官方擬就的事實；更基於日本政府十五年來毫不動搖地奉行這份「寶貴計劃」的事實，我絕對相信，再也沒有甚麼可懷疑的了，《奏摺》就是今天日本人的《我的奮鬥》，千真萬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