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後機會

在過去的十年裡，美國政府的陸海軍官員曾有過兩次機會獲得《田中奏摺》的放大照片，並領會其全部含意。

兩次機會都曾出現過，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會議上，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參議院會議前。

接連喪失兩次機會，現在看來，很明顯是山姆大叔因受日本成功宣傳的愚弄而鑄成了大錯。

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有一次機會。顧維鈞博士和松岡洋右先生就《田中奏摺》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一場正式的紀錄在案的辯論，雙方唇槍舌劍，十分精彩。因此，美國在一九三二年憑藉對東亞可能發生的事情的透徹理解，趁日本侵略戰火還未將整個太平洋置於火海之前，尚有機會聞出它的對外侵略的火藥味來。

此外，還有最後一次機遇，是一九四○年在華盛頓。當時，在公海服役二十二年的老兵約瑟夫·K·陶西格海軍少將，談到《田中奏摺》時，直截了當地警告海軍事務委員會：「我相信，正如我相信凡讀過它的並有一點日本哲理知識以及了解目前局勢的人都相信那樣，《奏摺》是真實可信的！」就在彼時彼地，美國應在一九四○年先發制人，作好準備，甚至制止日本對珍珠港、馬尼拉和新加坡發動的野蠻戰爭。

但是，美國政府同其公民一樣，並沒有相信，也沒有足夠的恐慌感去對待這次預先的警告。

所以此時，在展示《田中奏摺》之前，以及在分析它在現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之前，再回過頭來仔細回顧日本的醜行被公開傳播時的兩次重大場合，可能不無益處。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第六十九次理事會，在理事會的第七次會議開始時，萊頓委員會的中國顧問顧維鈞博士（該委員會在日本奪取滿洲後曾稱日本是「國際公路上進行搶劫的強盜」），此時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對《田中奏摺》進行駁斥，希望世界各國的首府都應有這本《田中奏摺》。

國際聯盟第七次會議期間，顧博士那種沉著乾淨利落的辯論有點受挫於怒火衝冠、戴眼鏡的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先生。兩天後，在聯盟的第八次會議期間再次進行大規模的口頭自由辯論，這種自由辯論在那些喜歡迅猛激烈的演講人看來，不失為一件美事。

我必須談一下兩位辯論者的情況。

顧維鈞博士的父親十分富有，上海人，以惠靈頓公爵的名字為其子取名，顧博士的一生卓著非凡。一九○五年他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上學。他腦子反應神速，是該校歷史上最有才華的學生。入校時，他幾乎對英語一字不懂。三年後，他以優異成績獲得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他以維護美國政策的「極具說服力的演講」贏得哥倫比亞—科內爾辯論獎章。他從一支田徑隊獲得了一個運動員的標誌，因編輯Spectator和擔任Columbia Monthly的經理獲得成功而贏得喝彩。再者，顧博士在二十七歲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年齡便獲得耶魯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公使。三十一歲時，他作為中國在凡爾賽的代表，成為頗具個性的「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代言人」。顧博士三十二歲娶了中國最美麗最富有的女子黃蕙蘭，擔任聖詹姆斯法庭大使，並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在英國擔任此職，此間他還在巴黎、日內瓦和南京有過短暫的公務活動。最近，在日本向美國宣戰之前，顧博士提醒世人記住《田中奏摺》，之後又懇請英國政府別再對日本作出讓步。他解釋道：「歐亞最近的歷史毫無疑問地表明，想通過給老虎一盤奶油把它變成小貓是徒勞的！」

很顯然，松岡洋右先生代表「老虎」，在聯盟的會議席上果真是顧博士的真正對手。我想在本書中用一章的大部分篇幅稍微深入地談一下這位前外務大臣松岡。有關辯論之事，現在就想說一說。松岡先生起立反駁顧博士和《奏摺》時，其口才和背景完全與顧博士棋逢對手。松岡也在美國求過學，於一九○○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俄勒岡大學法學院。像他的中國對手一樣，年輕時擔任過多個外交職位，作為政界元老西園寺親王的翻譯出席過凡爾賽會議。他有七個子女，他的家是東京為數不多的歐式建築之一。他也是在日內瓦人們所聽到的最能言善辯的人之一，提起日本征服滿洲的聳人聽聞的事例，他的發言「張口就來，不落俗套，頭頭是道」。

雙方的衝突起因於顧博士。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顧博士譴責裕仁陸軍的行徑。

兩人舌戰的最精彩部分，有的是有準備的，大部分為即席講話，在會議期間，都由日內瓦速記專家作了記錄。現將節錄重新編排如下：

顧博士：

「遠東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為日本的傳統政策，即所說的在亞洲大陸進行擴張與征服的大陸政策。日本這種侵略政策的本質、範圍及歷史背景，在上次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中國代表當著理事會的面，作了發言說明。侵略政策的貫徹執行是在明確的行動計劃指導下進行的，基於兩個直接的目標：向北推進，即經朝鮮入侵滿洲和華北；和向南推進，即對華中、華南和南海領土的入侵，將其作戰基地建在台灣。

「該政策的主要特徵，再也沒有比稱為《田中奏摺》的文件所描述的更加透徹的了。田中將軍身為首相時宣佈和追求的『積極政策』，只是大陸擴張政策的一個步驟。現代日本對中國及亞洲大陸的總的政策，與文件中所制定的全面政策明顯一致，因此，那些想了解好戰的日本的行為意義的人，無論其真正特徵是甚麼，可能再沒有比讀一下文件更好的辦法了。

「文件對過去幾十年間中日不斷發生的磨擦、衝突和戰爭作了解釋，此說也便是日本在上海、天津及滿洲公然發動侵略戰爭的主要原因。鑒於日本對別國一再失去信用……該計劃也絕不是被現今的日本所認為的僅是一個歷史事件。根據現在日本聲望顯著的政治家及軍人的撰文和言論，看來這個野心勃勃的政治計劃仍起支配作用，並在日本成為主導力量。

「北一輝於一九一九年起草了國家重組計劃，該計劃像過去一樣，現已成為日本年輕官員的《聖經》。該計劃宣稱：『政府有權力為保衞國家和解放被壓迫的民族宣佈並發動戰爭。比如，從英國的管轄中解救印度，使中國擺脫外國壓迫……政府同樣有權向那些擁有過多領土或被粗蠻控制的國家開戰。例如，把澳大利亞從聯合王國割離，把西伯利亞從蘇俄扯開。』

「下面再引徵一段。現任東京內閣的陸軍大臣、著名的荒木將軍，在最近一期陸軍俱樂部雜誌《回顧者紀事》裡撰文。文章號召日本人民忠於自己的民族精神，並說：『東亞各國是白人壓迫的目標。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不應再讓這種無端行徑不受懲罰。』這就是日本政策的精神和意圖。」

松岡：

「讓我把話徹底講清楚，日本從未有過這樣的計劃。諸位也無必要被這樣的惡夢驚壞。我們絕對沒有這種計劃。

「我們的人民每每有擴張的機會都沒有這樣做。他們十分滿足於把帝國建在這些小島上。你怎能歸因於我們生來就愛好和平的日本民族呢？說真的，恕我直言，每個日本人都憎惡去拿本屬於別人的東西，而是更樂於佈施。在過去的二千六百年間，日本帝國沒有向其領土以外擴張，這便是明證。

「中國代表再次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我方某些政客及時事評論員的言論上。但我認為那些言談不足掛齒，也不值得討論。各位理事都明白，要是挑這些政客的言論作為口實，就會招致對地球某個和每一個國家的嚴厲指控。比如，我本人屬於某個政黨，還有點發表樹樁講台的演說或競選演說的經歷，大家知道，世界各國的政客經常演講，多數情況下幾乎是無意識的，帶有抨擊當權政府的觀點。政客在演講到最激烈的時候，往往信口開河，把不住馬……現在，如果你還去撿用這些話，並把它們連在一起，我想就是在嚴厲地起訴所有國家。令人不明白的是，我們這位博學的中國同行，卻沒有給我們列出多少實例……

「不過，希望允許我特別提一下田中將軍那份著名的《奏摺》……這份所謂的《奏摺》是中國宣傳機構給弄出名的。我明白坦率地講，這樣的《奏摺》日本從未制定，也從未呈送天皇。對我們日本人而言，都懂得呈遞天皇的奏摺所規定的語氣和格式。而這件事從頭至尾是那麼荒唐，我甚至不覺得我應該去否認它。我在寫的一本有關政治的小冊子裡提到過，因熟悉此事的來龍去脈而作了否定。我和已故日本首相田中將軍的關係十分密切，知道事情的原委。大家可以相信我，如此的《奏摺》從未給過天皇。

「我請理事會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一九三○年四月，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M．C．T．王答應日本駐中國的公使，他會採取適當步驟，阻止因這份偽造奏摺的流傳而造成的某些惡果。瀋陽外交專員和天津市長分別向兩個城市的日本總領事發出便函，保證達到同樣效果。可是，在這裡，我們的身兼要職的中國同行，居然在理事會面前，把我們的注意力拉向這份捏造的《奏摺》上。他還補充說，保證它的真實性不容置疑。他究竟想幹甚麼？這說明，最起碼這些中國官員在對這份所謂的《奏摺》的言論上不一致。

「至於《奏摺》本身，我現在要說的是，這本名為《田中奏摺》的英文小冊子，在歐美流通範圍甚廣，顯然是為中國人作宣傳。上海的國民黨出版的刊物《中國批評家》，甚至對此印刷發行……我們已故的犬養首相公開宣佈它是偽造品。然而，有人全力在世界各地流傳這份《奏摺》，很明顯是為了引導世人相信其真實性。也許能讓我來指出幾段，任何正直的人都會相信它是人為捏造的。

「這份偽造的英文小冊子說，『駐紮在菲律賓的美國亞洲空軍中隊離對馬島千島乃一葦水之遙。』難道田中會寫出這樣的胡言亂語嗎？菲律賓離對馬島近在一葦水之遙？從對馬島至馬尼拉有一千七百多英里遠。顯然該冊子的偽造者對地理一竅不通，要麼他設想一千七百英里就是一葦水之遙。

「小冊子裡還說，『一度任關東都督的福島將軍的女兒，作為某蒙古王爺的顧問被派往內蒙，以擴大日本的影響。』這對我們日本人太過分了。文中所提的女孩只有十五歲，在東京的貴族女子學校讀書。她根本不會作為某蒙古王爺的顧問住在蒙古。

「小冊子還說，『在名古屋市的日本陸軍師可能經過吉林—會寧綫被派住蒙古。』首先，名古屋沒有日本陸軍師；其次，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吉林—會寧鐵路。這件事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和中國人討論，但是鐵路至今仍沒有建成。

「那麼，既然中國代表嚴厲指控已故的田中將軍，聲稱《奏摺》的真實性不容置疑，想必定會在理事會面前提供證據來證實它。」

顧博士：

「我們傾聽了日方代表的廣泛而詳盡的論述，但是，我想取其中的兩三點，只需幾句話來回答。

「首先……他力圖給大家描繪一幅日本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畫卷，即當今任何國家都不如日本安靜和愛好和平。我只想提請回顧幾個地方的名字就明瞭：琉球島、台灣、朝鮮和現在的滿洲。他沒有說明這些地方是在誰的佔領下。

「其次，我的日本同行煞費苦心地向諸位解釋，這份所謂的《田中奏摺》是偽造的文件。他不失時機地向諸位描述田中將軍的旅行綫路，甚至以一位年輕貌美女子的經歷引起大家的興趣，還向諸位特別提及她多大歲數。同時，且不論《奏摺》是否為偽造，他卻沒有向大家說明《奏摺》中真正更重要的部分：即《奏摺》中所提的有必要佔領滿蒙並在華北及東亞確保霸權的內容。在過去幾十年裡它一直是日本實際奉行的政策！

「諸位還記得，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遞交了《二十一條》，此舉猶如晴天霹靂。歐美政府得知有《二十一條》後，便向日本正式提出質問。日本矢口否認真有這麼回事，還口口聲聲稱是中國官員的蓄意捏造。鑒於歐美政府手裡掌握《二十一條》的全文，再次迫使日本予以確認時，日本仍舊繼續予以否定，堅信中國肯定對此事守口如瓶，因為中國受到威脅，若是公開《二十一條》，其後果十分可怕。但是，身居歐美各國首都的日本外交代表面對《二十一條》正式文本的副本時，其回答又如何呢？首先，需要向東京發電報詢問。然後，兩三天之後，答覆是：真的有《二十一條》，不過頭十一條才是要求……

「有過如此經歷之後，諸位就會搞懂，中國為甚麼會對這份《奏摺》的內容感到不安……我的論點，正如我已說過的，日本從前對其已經做過的事情都能加以否認，今天它仍可能故伎重演。

「我們都知道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律師碰上一樁無望案子要辯護時，往往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次要的問題上。我想讓諸位確信，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意把我的日本同行歸為玩弄手法的範圍，即使用詳盡闡述次要的論點並轉移主要的問題的戰術……在我向理事會陳述過程中提起《田中奏摺》，他極力反對，並且要求我用證據來證實它。

「照我說，關於日本密件是否存在的問題，只有直接出入東京的帝國檔案館的人才能提供如此證據。不過，依我看，這個問題的最佳證據就是現今滿洲的整個局面。此外，假若說它是偽造文件，它也肯定出自日本人之手，因為沒有一位中國人能想像並制定出，現代日本一直在完全照著辦的如此詳細的政策。今天很高興能告訴大家，日本代表松岡儘管昨天對我國進行了含沙射影的攻擊，說真的，在這一點上他和我的看法一致。因為在他一九三一年七月出版名為《行動中的滿蒙》一書中，他在三十五頁至三十六頁上，說『這份《田中奏摺》的原本……大概是某位日本人偽造的，他以高價賣給了一位中國人』。

「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當局於一九三○年作過保證，保證不鼓勵流通。若是作了保證，在中國方面，則是完全出於友好考慮。中國根本沒想到，那份被日方代表視為偽造品的奏摺中所提出的政策，竟是日本過去幾年一直奉行的政策，今天仍在滿洲推行這種政策。

「既然日方代表如此重視這份《田中奏摺》的真實與否，那我向理事會所做的唯一建議是，全體理事可趁此先行一覽這份密件，以便全面熟悉其中內容，並能夠把日本現今的實際政策和《奏摺》中所提出的政策作全面詳細的比較，然後再由你們自己對這份密件的真實的嚴重性作出判斷。」

松岡：

「昨天我提出，中方代表應該出示證據，以證實其對我日本一位政治家的嚴厲指控。我看一個身處要職的人作出此類指控，應該準備好佐證來證明它。但是，我的中國同行卻沒有出示證據，也沒承認有證據，而是使我甚感榮幸地提到了我的一本書。

「此書是用日語寫的。但是，照我的記憶，我想他準確地引用了我書中的陳述。由此看來，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同意書中所言，這份密件是偽造的。

「我想申明的是，迄今我對《田中奏摺》的任何言論中，我沒因造假指控任何人。我只說過這是份偽造文件，在書裡沒說過是任何中國人偽造的。

「我說過我有資料說文件是策劃出來的。依我能記住的，我在書裡也並沒有給出地名。我手頭上有可以信賴的資料，文件是由住在北京的與某中國人默契的武官編造的。我幾乎不相信它，認為接受這類消息必須慎重。儘管有人告訴我消息來源很可靠。該資料的大意是，密件是某位不負責任的日本人編造的。

「後來，我從極為可靠的渠道了解到—時至今日我深信不疑，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一位日本人利用據說是含有參加東京（東方）會議的日本代表所提行動計劃的秘密情報，草擬而成的報告文件。那份文件被中國人用五萬美元買走。這便是事實。就我個人而言，我相信這是真的。在各個國家，往往有這類無賴所為的事情，但關鍵在於，為甚麼一個坐在理事會席上身處要職的國家代表，在既不能證實其指控又無支持其指控的任何證據時，卻對這類事情提出嚴厲控告呢？」

顧博士：

「《奏摺》中有句話，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局勢驟變之前，日本新聞界頻頻提到，而無一人對其真實性提出過任何懷疑—那就是控制中國的東三省只是統治世界的一個步驟。

「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權利，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與共同幸福對日本而言是無關緊要的事情，或者至多必須服從日本的利益。

「我倒要請教，持此態度是否同當今世界人們的感情和理想相一致。大戰就白打了嗎？這種可怕的折磨就無謂地付出了嗎？照日本希望的那樣，國際聯盟的盟約真的將被視作一堆廢紙嗎？《九國條約》能被看作只是一個親筆簽名集嗎？難道理事會所做的決定還不如你爭我論的辯論會的會議紀錄重要嗎？如果它們不是，如果我們要保護國際聯盟免受這種對其權威性的威脅，如果我們要繼續堅持基於各國合作促進和平的國際生活新制度，如果我們要實現哪怕是緩慢的人類建立在正義與法律上的永久和平的願望，那麼，據我的愚見，我們不能對日本的這種挑戰置之不管！」

這就是那時對奏摺的爭論的很具啟發性的精彩場面，世界強國的多數代表聽取了辯論。

結果又如何呢？國際社會依然無動於衷。各強國的代表先是感到好奇，再就是有興趣，後來又轉向更為緊迫的事情。

或許可以這樣講，當時的反映不積極證明辨論的勝方是松岡洋右。但是，今天我們才最終意識到，是當時的敗者說了實話！

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國擁有最後一次記住《奏摺》並擊敗日本的機會。

在第七十六次國會會議的第三次會議期間，海軍事務委員會就美國當時的緊迫海上問題舉行了一週的重要意見聽取會。

那天的海軍委員會有九人出席會議。他們分別是主持會議的主席參議員戴衞·I·沃爾什，以及會議成員格里吉勒特、盧卡斯、泰丁斯、埃林納、里爾、約翰遜和吉布森等參議員。

證人是海軍少將約瑟夫·克納夫萊爾·陶西格，當時六十四歲，已退休，居住在諾福克。陶西格少將資格較老，業績顯著。他在海軍戰爭學院幹了七年的參謀，做過美國海軍總司令的參謀長，當過三年的助理海軍作戰參謀長。在整個軍旅生涯中，他集中精力，專攻遠東事務。

此次重要的意見聽取會開始時，少將擔任主席。

他開始便說，他打算表述的所有意見完全是個人的，不代表海軍部。會議主席沃爾什說大家理解。

現在，到此為止，我已開了場了。讓各位自己發言吧。

沃爾什主席：「少將，就我們同遠東的關係，給我們講講你的觀點好嗎？你是怎樣看待遠東問題的？」

陶西格少將：「美國眼下最關注的地區就是遠東……說到日本的動機和政策，我們不要受騙上當。日本政治家在回答對日本的侵犯他國權力的抗議時所做的答辯，當然是很卑鄙的。日本的真正政策，就體現在其軍國主義者在過去幾年裡的宣言中，而眼下在執行的就是這些政策……他們計劃的第一步是統治遠東。這一步目前正在進行中，目標是征服中國，再就是菲律賓、荷蘭的印度群島、法國的印度支那和馬來半島。在預定的期間，這些地方將被征服。俄國將被趕至貝加爾湖以西……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的田中首相向天皇呈遞了一份奏摺，上面列出日本在滿洲的政策。四年後，這份《奏摺》在《中國批評家》上被披露……雖然報道的真實性被否定，但我相信，亦如我認為任何讀過它並對日本的宗旨以及現今的情況有所了解的人一樣，都會認為那是真的。」

陶西格海軍少將看來是有備而來，他翻翻筆記，宣讀摘自《田中奏摺》的選段。很顯然，海軍委員會的參議員們甚至很少有人聽說過《奏摺》。我準備全文引錄少將的繼續發言。

陶西格少將：「下面是《奏摺》的幾段摘錄。『為在遠東開拓殖民地，造就我帝國新大陸，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召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舉行特別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議定如左，煩祈執奏，謹此依賴。』在陳述完滿蒙地理範圍及修建南滿鐵路的影響之後，他（田中）說：『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帝國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

此刻，陶西格少將以平和的語氣向參議員們宣讀引自《奏摺》的具有說服力的句子：「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參議員們聞此方有了興趣。

陶西格少將：「關於《九國條約》，他（田中）描述道：『若夫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為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勢力，即軍備縮小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限制我國軍力之盛大，使無征服廣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權利如可真實地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為假面具而遍及支那四百餘州；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甚或歐羅巴之用。』此為《田中奏摺》之引文。」

埃倫德參議員：「何為《田中奏摺》？」

陶西格少將：「參議員，我讀的陳述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日本首相田中遞交天皇的報告，即關於日本在滿洲外交政策的《奏摺》。此段引文摘自那份文件，海軍部就有一副本。」

泰丁斯參議員：「這就是所謂的『田中計劃』嗎？」

陶西格少將：「對，他們時下正在執行。」

埃倫德參議員：「這份《奏摺》是何時公佈的？」

陶西格少將：「一九二七年發表，但到了一九三一年才披露出來，是上海出版的《中國批評家》報紙公佈的。他們（日本人）矢口否認其真實性。不過，我相信這份文件卻是按其思路寫成的。」

埃倫德參議員：「根據他的預言，他們在中國並沒有獲得十分成功，對吧？」

陶西格少將：「哦，他們仍在極力推行。我不知道他們會走多遠。」

泰丁斯參議員：「少將，就文字而言，計劃中所預言的每一件事，現在都沿著他預言的路綫進行，對不對？換句話說，雖然他們否定其真實性，但是實際所發生的正是這個計劃的執行情況，實情是這樣嗎？」

陶西格少將：「不錯，參議員。我能繼續講下去嗎？」

沃爾什主席：「請講。」

陶西格少將：「儘管我們希望迴避國際問題，但我們不能那樣做。世界已經太畏縮不前了……」

接著，陶西格少將用令人駭聞的具體事例繼續就《田中奏摺》的計劃表來討論日本。例如，他認為，同中國作戰在經濟上不會斷送日本。他解釋道，日本已在滿蒙的公司投資數百億日元，此舉正對整個中國進行掠奪。他還強調說，在美國斷言它會垮台後的三十個月，日本在中國仍駐有一支百萬人的常備軍。

陶西格少將指出，就在日軍要求擴充土地的同時，它的海軍急於進駐荷蘭的印度群島和菲律賓。少將堅持認為，按日本的計劃及《奏摺》看，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無法逃避同日本作戰。他還提醒議員們，日本擁有一流的海軍部隊及海軍人員。日本還有一個龐大的商船隊以助其海軍，而美國的商船近乎於零。

他請求議員們建立一支更強大的美國艦隊，美日相較要大於五比三的比率。他還請求建立海軍基地，說：「我們應該在附近（太平洋上）建立我們自己足夠多的堅不可摧的基地。這樣我們的實力才能確保同日本單獨作戰時取得勝利……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置於非得同日本單槍匹馬地作戰的位置……」

預言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前、塞班島戰役四年前發出。

這便是一九四○年的預言！

美國究竟是否重視此勸告，只有未來才知道。但是，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那天，美國有機會搶在日本人的計劃之前，避免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因此，對我們的公眾及政府來說，我並不想說跟你們講過，一點也不。但我想說，《田中奏摺》對你們這樣講過，而且講得十分清楚。

倘若大家不相信我，就請往下翻看自個兒做結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