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双重调节论”的控制论特征
朱殊洋(1)
（广州行政学院）
一、纯市场调节
程恩富教授在文献中给出了纯市场调节的过程(2)，他认为，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根据市场提供的供求、价格等反馈信号进行调节，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模式中，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这种市场调节属于纯粹的市场调节。这种调节的控制论原理如图1所示。
图1 纯市场调节原理
这种模式的特征是无控制器且负反馈性。无控制器是指没有政府给予控制行为。负反馈性是指该系统的输出端向系统的输入端反馈方向相反的信号，系统的耦合链形成一个负反馈闭环，系统的输出反馈到输入端，同输入共同控制被控对象。
就优点而言，一是可以实现微观经济的李雅普诺夫稳定均衡，由于这种系统具有负反馈特征，因此这种系统的极限状态是稳定的，但这一稳定是在某一邻域内的稳定，不是大范围收敛性稳定。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调节商品的供求，实现供求平衡领域内的稳定。二是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价格、供求信号反馈到企业，企业主迅速引导经济资源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从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变化。三是刺激科学技术创新。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价格信号的作用下生产经营者会尽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商品质量，以便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就局限性而论，现代微观经济学证明，要保证纯市场调节是有效率的，需要以下几个前提：不存在规模经济，不存在外部效应，决策者具有市场的完全信息，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然而这几个条件通常是难以同时满足的，因此纯市场调节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没有宏观经济目标，因而出现“加总悖论”。由于市场行为主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因而难以避免外部性的存在，以至于无法保证全社会的宏观经济整体目标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二是调节领域的局限。在某些因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领域，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供水、供电等领域，完全采用市场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试图以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更会引起不良后果。三是易导致贫富分化。如果任由市场竞争，则竞争机制必然会导致资本的集中，因而出现垄断，导致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四是经济短期波动大。虽然市场调节是李雅普诺夫稳定的，但这一稳定是在某一邻域内稳定，意味着经济是在均衡值附近上下波动。此外，就过程解而论，由于决策者信息的不完全性，收敛于李雅普诺夫稳定解的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波动不断。
二、政策+市场平衡偏差调节
程恩富教授也给出了经济政策+市场平衡偏差调节模式，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主张采用这种控制模式。这种调节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2所示。
图2 平衡偏差调节原理
图2中8为比较环节，它的作用是比较市场反馈信号和目标信号，从而得到偏差信号，并将这一偏差信号输送给宏观政策控制器。比较图1和图2可知，这种模式比纯市场模式多了几个要素，包括宏观经济目标、输出反馈与目标形成偏差以及经济政策调节器。
与纯市场调节比较，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双重反馈调节，即在市场反馈调节基础上实行经济政策平衡偏差反馈调节。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制定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率等。在国民经济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或即使存在某些偏差，但只要没有超出某一既定的临界值，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系统就不进行干预。只有当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已经偏离了既定的目标并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经济政策控制器才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轨迹进行矫正，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正是由于经济政策调节器具有平衡市场偏差的作用，所以这种模式成为平衡偏差控制模式。
平衡偏差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相比，有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采用双重输出反馈可以有效地抑制各种干扰对系统输出的影响。假设输入量为一个给定值，而外加干扰量使输出量减小，这时反馈也相应减小；但由于输入量未变，因此偏差增大，控制器的控制作用也相应增大，从而提高输出量，这就对因干扰而引起的输出量的减小的状态起到自动调节作用。
虽然这种调节模式使短周期波动减少，但是却使长周期波动增加。反馈虽然能够产生校正偏差的控制作用，但由于系统存在惯性，系统偏差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校正。系统的惯性既包括控制器的惯性，也包括控制对象的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当某个控制动作本来已经使输出量达到给定值，这时应该没有偏差信号了，然而由于控制对象的惯性，输出量不能及时改变到给定值，于是在一定时间内，还会继续出现偏差信号；而当输出量已经达到给定值，执行机构本应停止工作了，但由于控制器的惯性，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动作继续向原来方向进行，并使输出量超过给定值，从而产生与符号相反的偏差，致使执行机构朝相反的方向操作。因此一般说来，输出量往往在给定值两旁摆动，这是一个振荡过程。当波动超过临界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三、政府+市场的补偿—平衡偏差调节
程恩富教授还给出了补偿—平衡输出偏差调节模式。凯恩斯主义的调控过程就属于这种模式，即在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时，存在需求不足的干扰，这时仅仅采用经济政策反馈调节是无法抵消干扰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采用前馈器即补偿器直接进行需求管理，即政府直接进行购买，来补偿需求不足的干扰，以便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种调节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3所示。
图3 补偿—平衡偏差调节原理
图3中虚线内表示国民经济系统，即被控系统。比较图3和图2可知，这种模式比经济政策+市场模式多了两个要素：首先是前馈补偿器，其次是干扰信号。此模式的运行过程是，首先由计划总署根据预测部门的预测信息，制订发展计划，计划通过后，递交给政府部门，由它们来组织计划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政府根据市场的反馈信息，及时微调计划或在计划不变的条件下调控经济系统，保证计划的实施。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平衡偏差模式的特征是反馈性，即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为依据，通过市场上的信息反馈了解经济运行情况，以决定是否做出调节。由此可见，平衡偏差模式的调节具有事后性和微观性。事后性意味着调节的代价大，而微观性则意味着对国民经济运行缺乏长远预见，对于可能发生的问题无法预料，因而难免出现周期性经济波动。而补偿—平衡模式则不同，由图3不难看出，它除了具有事后性和微观性之外，它鲜明的特征是事前性和宏观性。所谓事前性，用控制论术语表示就是补偿性或曰前馈性，即计划性、超前性、预测性，即政府决策部门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提前预报和控制，消除因干扰引起的波动。所谓宏观性就是政府从宏观经济整体上进行优化调节。资源配置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次(3)。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资源优化，因而从微观层面看市场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分配公平等方面，以及涉及国家社会安全、民生福利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决定，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节。
由事前性和宏观性特征可知，该模式具有如下优点。一是调节无死角。因为该模式是一种混合控制，即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政府只进行总量和宏观调节，如调节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微观则依据价值规律进行调节，这样既保证了微观的活力又保证了宏观经济整体的优化。二是可以抵消经济干扰，预防经济危机。该模式既有微观的经济手段，又有政府的经济和行政手段。行政手段不仅用来预警，而且可以在经济危机到来前夕实施提前制动，避免危机的发生。
这一模式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虽然前馈补偿器具有优点，但是这一优点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如政府调节的偏好不当，则会使政府调节的目标偏离全社会的要求。人们所熟知的“GDP至上”的偏好就导致了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和忽视民生及生态建设等。如果政府调节的程序不妥，则会使决策走向程序非民主化、措施延迟化和代价增大化，难以及时和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动状况。
四、“双重调节”控制论原理
前面指出，因为补偿—平衡偏差是前馈模式和反馈模式的叠加，所以一般说来，它兼具两种模式的优点。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要保证前馈器和输出反馈器的协调性。协调性是指前馈器和输出反馈器互不干扰。经典控制理论告诉我们，设计这些装置，保持其协调性是不容易的。前馈补偿作用过强，系统的自动调节功能就会减弱，有时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政府干预中“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当不但各自的优点不能发挥，还会使两者相互干扰。
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程恩富教授系统地提出了“双重调节”模式。该模式的控制论原理如图4所示。
图4 双重调节原理
比较图4和图3可知，这种模式多了两个要素：状态反馈器以及国民经济系统中独立出来的国有企业和市场失灵部门。此模式的运行过程是，首先由计划总署根据预测部门的预测信息，制订发展计划，计划通过后，递交给政府部门，由它们来组织计划的实施，同时实施市场调节。政府不仅要接受市场的反馈，而且要和市场主体进行协商以便进行利益调整。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状态反馈器设立。控制理论所说的状态是指能完整描述系统行为并反映系统动态性质的一组变量。在程教授看来，各个不同所有制企业集合的利益是最好的状态变量，因为系统的动态特性起因于动力，而经济学意义上的动力正是利益。这样，状态就被定义为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个不同所有制企业集合的利益，状态反馈器的作用就是向政府反馈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信息和利益代表者对利益的诉求，然后政府作为宏观整体利益的代表与不同利益的代表者进行信息交流和利益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均衡。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人民性。前面提到，补偿—平衡偏差模式可能存在政府偏好的影响。而“双重调节”模式采用市场失灵部门进行状态反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市场失灵部门都是公共事业部门，这些部门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将这些部门的发展信息反馈到政府，并使利益的代表者与政府进行对话，实现政府偏好与人民的偏好相一致。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事前、事中、事后同时进行调节。与厉以宁教授的“二次调节”论不同，厉以宁教授主张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出了问题政府进行第二次调节，因此他的“二次调节”其实就是经济政策+市场的平衡偏差模式或者是政府+市场的补偿—平衡偏差模式。程教授的“双重调节论”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加入了状态反馈器，而状态反馈器输入给政府的是实时信息，所以程教授的“双重调节论”不仅可以进行前馈预报和计划、反馈纠错控制，还可以根据在线状态信息进行实时控制即事中调节。
“双重调节”模式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将国有企业的基础性作用作为状态变量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把国企的发展状态当做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基本性质的基本状态变量。前面的三种调节模式都是以私有制为制度基础的。而“双重调节”模式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制度基础，否则政府就会偏重于私营资本、偏向于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加剧贫富分化，甚至导致政治危机(4)。程教授认为，这一经济制度要比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更高的绩效和公平。据此，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因为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们。从政治角度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忌惮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5)，而中国共产党要强大就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提供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从经济角度看，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为政府的人民性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政府与人民的协商提供了必要条件，两个必要条件二而为一建立“双重调节”模式的状态观测器的充分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只能采用前面三种模式之一，而由前面的分析比较可知，“双重调节”模式是更为优越的，而优越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
五、结语
程恩富教授提出的“双重调节”模式是一个对纯市场调节模式、政策+市场平衡偏差模式、政府+市场补偿-平衡偏差模式的扬弃和发展，因而从控制理论的角度看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双重调节”模式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状态反馈器，从而实现了前馈与反馈的结合、输出反馈与状态反馈结合。这两个结合意味着在“双重调节”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具有一致性，微观和宏观具有一致性，前馈和反馈具有一致性，不同利益主体具有一致性。
(1) 朱殊洋，广州行政学院教授。
(2) 程恩富，高建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1）：51-56；
程恩富，孙秋鹏．论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节作用与国家调节作用［J］．学术研究，2014（4）：63-72；
程恩富，谭劲松．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J］．当代经济研究，2015，（3）：5-14．
(3) 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2）：11-17．
(4) 程恩富．完善双重调节体系：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6）：43-52．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