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美国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历史及趋势
——一个演化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解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背离：有机构成理论的复杂所在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有机构成的表述而言，马克思时而使用c:v，时而又多处用c:（c+v）进行表达。除表述上的不一致之外，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并不是必然保持变动的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形下，两者会存在背离。
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这种不同步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价值构成的变动存在着独立于技术构成变动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技术构成本身要表达的是人—物关系，而价值构成要表达的则是人—人关系。
哈维认为马克思在有机构成理论的表达上之所以晦涩与混乱，在于马克思试图强调技术构成的变动取决于单个资本家的意志，但有机构成的变动却不以单个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本文认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通过“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体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而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直接建立有效的观察连接，即只有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动的前提下，价值构成的变化才是稳定和不可逆的，这也是马克思区分出“形式上的差别”(3)的原因。
二、资本有机构成的系统性变动：技术—经济范式与企业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所称的“形式上的变化”一定意味着另一个部门的技术构成的变动。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不同部门技术改进的局限性差异，其阐述中包含了如下观点：第一，一种生产资料的单位价值降低的程度受限于生产这一生产资料的部门的技术状况；第二，这种传递最终要受到能源和材料的技术边界和存量约束。
马克思的表达与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经济范式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种新的通用技术的兴起可以分为导入期和拓展期。在导入期，由于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的正反馈循环还没有形成，新兴部门并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只有当生产关键要素的动力部门取得突破性进展时，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才会得以爆发性增长，从而进入拓展期，当所有的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都共享一种技术惯例和通用模式时，就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彻底切换。
对于处于导入期的新兴部门而言，与其起始点的技术构成所对应的价值构成会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随着关键要素生产的突破性进展，支柱部门和动力部门与引致部门之间进入互为市场的自增强时期，新兴部门就会呈现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地减小了”(4)的状态。
对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则是资本周转的时间。在既定时间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单个周转速度及其相对周转速度，都会对价值构成的变动产生影响，而无论是因为机器技术变动导致的周转速度变化还是组织创新所导致的周转速度变化，都是技术构成的变化。
哈维认为，企业有机构成对企业形态的变化非常敏感，在垂直整合中，预付成本较小，但如果将垂直整合的环节分拆为两个以及更多的生产部门，那么每一个后续的生产部门都要付出更多的预付资本。按照哈维的理解，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在公司内部的相对周转时间，对于生产中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会有直接影响，而这是与垂直整合的程度相独立的，垂直整合会降低资本有机构成，但分包和多元化所带来的周转速度的提高又可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两者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企业形态和企业间分工关系的变化上，垂直整合会让资本家获得规模收益的好处，但会延长资本的周转时间，企业分工会让资本家获得专业化的好处，可以节约单个资本家的资本周转时间，但会让整个资本家集体付出更多的预付资本，从而抵消掉资本周转时间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
三、“二战”以来美国有机构成的变动及其解释
对于有机构成的计算，国内外学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①预付不变资本与雇佣人数的比值(5)；②预付不变资本与预付可变资本的比值(6)；③预付不变资本与年工资总额的比值；④固定资本预付与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额之和与可变资本年周转额的比值(7)；⑤吉尔曼的计算方法是用不变资本的流量和可变资本的流量进行对比（Gilman's，1957）；⑥梅基的计算方法则是考虑到新增价值，用不变资本存量和新增价值除以可变资本；⑦韦斯科普夫（Weisskopf，1979）则试图用剩余价值率进行替代等等。(8)
琼斯则提出了另一种方法，他是用不变资本的当年存量和可变资本的流量进行对比。按照琼斯对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理解及其计算方法，其所计算出的美国1947—2011年的有机构成见图1(9)，统计结果可以说明：1947—2011年，美国的技术进步的确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
图1
由于历年实际消耗的原材料的数据缺失，我们仍用固定资本代替不变资本，依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通过1944—2016年固定资本与工资和薪金总额之比来近似地表达了美国这一期间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并据此绘制了对数趋势线见图2(10)。结果表明，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停止提高的趋势，但在73年的时间里，提高的幅度相对有限，我们进一步描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率（Nt+1-Nt）/Nt曲线（见图2），考察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率，结果也表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变慢了。
图2
统计结果同样表明，第一，在73年时间内，美国的技术进步的确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使资本对劳动的相对需求趋于下降，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但并未呈现出对劳动力的绝对排斥；第二，尽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不改，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放缓，减缓了资本对劳动需求相对下降的速度；第三，资本有机构成出现的高点年份里，分别对应着美国经济利润率的下降和危机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79年共计发生了六次经济危机。(11)1982—2002年这一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下降的阶段，正是美国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增幅最为明显的时期，而在1974—1982年这一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的时期，则对应着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和利润率的下降。(12)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分界点，对两种技术经济范式下有机构成提高的反制性的力量进行说明：
第一是关键投入的价值下降所构成的反制性力量，第四次技术浪潮对应着石油、天然气和合成材料等关键投入，而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尤其是石油的价格保持了相对的低廉和稳定，1945—1972年的这段时间里，市场对原油的需求量增长了逾6倍，但是1949—1972年，原油产品的名义价格几乎一直保持扁平发展的趋势，而真实价格（CPI调整后）则下降了1/3。(13)与此同时，受合成材料等技术的影响，与全球市场重要商品的出口价格比较后发现，美国原材料价格与成品价格的比率1952—1970年下降了29%(14)，1947—1970年，消费品价格上涨了37%，原材料价格仅上涨了11%(15)。而在进入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之后，整个20世纪70年代，有机构成一直保持着上涨趋势，这符合技术经济范式对导入期特征的判断，也即是由于大规模设备投资和相对昂贵的原材料价格，推动了不变资本的上升，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机构成则在保持了近20余年的相对稳定甚至下降，这同样符合拓展期关键投入价格下降的判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主要受芯片、存储器价格的影响，而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信息技术设备在性能急速提升的同时成本与价格的下降速度极快。信息技术相关不变资本迅速贬值，抵销了信息技术设备物质数量的扩大，使资本的价值构成提高缓慢，甚至下降。
第二是企业形态的变迁所导致的反制性力量。“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普遍的垂直一体化趋势拉低了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时期正是美国的钱德勒式的企业——在第一次市场革命时期随着铁路和电报扩张，而出现的大型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发展的巅峰阶段。(16)这一时期直到20世纪的最后25年，企业才从大型企业集团和垂直一体化中撤退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垂直一体化屈从于专业化的力量，而企业形态趋向于专业化会提高预付资本和加速资本流通速度，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技术浪潮下的资本有机构成之所以高过之前，这种组织形态变化所导致的预付资本总量增加和流通速度的提高，无疑起到了一种加速的作用。
结合琼斯对预付可变资本的流通速度和最终产品的销售时间两个周转时间的研究（见图3）(17)，以及我们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所得出的可变资本总额变化的研究（见图4）可以看出：第一，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基本吻合；第二，在垂直一体化进入专业化时期之后，资本周转时间明显加快。
图3
图4
四、人工智能时代的有机构成会快速提高吗？趋势及其反制力量
从人工智能必然对应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投资来看，机器也会在标准化工作岗位上实现对人的工作岗位的取代，这构成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关键推动力。但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会受到各种反制性力量的影响。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轨迹，人工智能这一通用技术对应的资本有机构成也会出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其原因在于：在导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关键投入的制约，不变资本的价值将保持较高的水平。
不仅因为生产资料本身的价值下降构成反制性力量，而且如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特征也会强化不变资本的节约，从而进一步构成制约有机构成上升的反制性力量。
可变资本的下降也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反制：第一，由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企业需要更多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第二，人工智能所对应创造出的新的工作类别和岗位。
由于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精准针对需求的定制化生产，以及产品构件的模块化，产品的生产时间和销售时间都会极大地缩短，从而加速资本周转，节约资本预付。在企业内部，因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融合，降低了企业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使得企业组织由过去的等级制日渐趋于扁平化；在企业之间，伴随大数据技术、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对企业生产链所有生产特征数据的采集、分析、处理，进而做到对投入品的边际生产率的测定和估计，实时调整原材料、机器、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提高企业在相互依赖的活动中控制信息和实现计划一致性的能力。
结语
无论在哪种技术经济范式下，资本有机构成、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变动和表达，都会受到各种复杂的推动力量和反制力量的综合影响，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把握人工智能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不单单要考虑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力，还要考虑抑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反向作用力，更要把握住其有别于过去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典型特征。同时，作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础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还揭示了资本构成与活劳动的直接关系(18)，这种直接关系，就反映在因技术创新导致的相对剩余人口的变动和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亦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察的内容。
(1) 杨虎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 冯鹏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9-20．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9．
(5) 阿·维特洛夫，弗·丘尼辛．认识马克思研究资本有机构成的方法论的三个阶段［J］．经济学译丛，1983（2）．
(6) 伏·普·洛佐沃依．恩格斯论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计算［J］．经济学译丛，1980（10）．
(7) 高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J］．中国社会科学，1983（2）．
(8) Peter Jones，Turnover time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1（1），2017：81-103.
(9) Peter Jones，Turnover time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1（1），2017：81-103.
(10) 如果数据一开始的增加或减小的速度很快，但又迅速趋于平稳，那么对数趋势线则是最佳的拟合曲线，增长或降低幅度一开始比较快，逐渐趋于平稳。
(11) 葛亮．当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计算及其提高趋势的分析［J］．世界经济，1985（10）．
(12) 相关研究包括谢富胜、多梅尼尔和列维等，参见：高峰．论长波［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1）．
(13) 涨“姿势”了：从历史角度分析二战后的原油价格［EB/O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70428/15328114_0.shtml.
(14) E．N．布宁．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价格［M］．赵盛武，王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39．
(15) 美国联邦政府印制局．美国总统经济报告［M］．1986：321-322．
(16) ［美］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信息改变了美国［M］．邱艳娟，万岩，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序言．
(17) Peter Jones，Turnover time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41（1），2017：81-103.
(18) 高峰．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