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启示录: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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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失败

“同意搜查”项目非常罕见地展示了刑事司法领域自我反思方面的失败,因为它催生了一项对失败进行定性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一成果的产生首先是特定环境的产物。罗森菲尔德和德克尔受聘对“同意搜查”项目进行评估,却发现其已经被解散了。罗森菲尔德曾言道:“除了去写写失败,我们别无选择。”[1]

但罗森菲尔德和德克尔的研究并没有给经过同意后进行入户搜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自2007年年底开始,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费城开始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同意搜查”项目。

尽管可以从圣路易斯市的经验中获益,但这些地方每个项目的开展均非易事,需要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包括公民自由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以及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等。[2]华盛顿特区版本的“同意搜查”项目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营销推广方面的失败:策划者未能在市长和警察局局长宣布这一项目之前获得当地居民和宗教团体对于项目的有力支持。缺乏基层的政治支持导致授人以柄,给了诸如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这样的组织机会,来批评这一项目具有过度的强制性。经过几个星期媒体上的负面报道,警察部门被迫对项目进行澄清,而事实上这个项目尚未开始。[3]

尽管在多个地方又花费了数万美元和工时,但“同意搜查”项目始终与15年前刚开始探索时保持一致:这一使处于风险之中的青少年脱离枪支的方法似乎很有前途,但其效果却始终未得到证实。罗森菲尔德和德克尔则坦率地承认了他们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存在缺陷。他们并不清楚“同意搜查”项目在减少圣路易斯市的暴力犯罪方面是否真的有效,鲍勃·海恩伯格也这么认为。“我希望能知道项目的效果,而不仅仅是收缴了多少枪支,”海恩伯格说,“这是个耻辱,因为我们本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4]

残酷的真相是,虽然在过去20年里,刑事司法机关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仍然在不断努力探求如何解决诸如枪支暴力犯罪之类的问题。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教授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他还曾是位警察局局长——则认为:“在警察机构中,我们还没有一个界定、测量成功或是失败的严格标准。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我们转而依赖非常个人化和临时性的测量标准……不幸的是,这样做很容易在警务方面错失好的想法。”[5]

另外一些观察者则认为,与其他一些领域相比,刑事司法领域的差距非常明显。例如医药领域,在将创新产品推向公众进行销售前都会进行彻底的验证。“如果一项干预措施使罹患乳腺癌的几率下降30%,那么这一措施很快就会强制实施;相反,如果有一项实践伤及民众,很快就会被叫停,”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JohnJay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院长杰里米·特拉维斯(Jeremy Travis)——他还是克林顿执政期间联邦司法部的前任官员——指出,“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我无法作出同样的结论。”[6]

当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测量一项复杂的、不断进化演变的实验的效果,例如“同意搜查”项目,要比测量医药领域研究成果的效果复杂得多。后者更适用于评估研究的黄金标准:不同个体随机分配到实验组与对比组并深入细致地跟踪效果。近些年来,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之间,已经就“研究在推进刑事司法实践方面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一话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只有那些已经被证实其有效性的项目(即循证项目evidencebased programs)才应当被支持;而另一些人则担忧,如果在这一方面要求过高,这种“有没有用”的“运动”会彻底挤占创新和采用新想法的空间。[7]

以“同意搜查”项目为例,可以充分展示这一争论的复杂性。一方面,如果政府只资助循证项目,“同意搜查”将永远不可能开始尝试。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领域更为重视“证据”,也许我们将更好地了解“同意搜查”这种方法是否、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起作用。

[1] 2008年5月21日对理查德·罗森菲尔德的访谈。

[2] See Washington Post,“Gun Search Program to Be by Request Only:D.C.Backs Off from Door-to-Door Outreach,”April 4,2008.See also Boston Globe,“Police Set to Search for Guns at Homes:Voluntary Program Is Issue in Community,”February 9,2008;and Philadelphia Inquirer,“Nutter Defiantly Signs Five Gun Laws,”April 12,2009.

[3] “我们应该披露有关项目更多的信息,”警察局局长凯西·拉尼尔(Cathy L.Lanier)告诉《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说,“我对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负全责。”参见Washington Times, “D.C. Chief Clarifies Gun Search Program”,April 3,2008。警察局局长说,这一项目作为“安全夏日”(summer of safety)创新措施的一部分,只打算实施几个月。

[4] 2008年5月29日对鲍勃·海恩伯格的访谈。

[5] 2008年5月14日对迈克尔·斯科特的访谈。

[6] 2008年6月17日对杰里米·特拉维斯的访谈。

[7] Smyth,Katya Fels,and Lisbeth B.Schorr.2009.“A Lot to Lose:A Call to Rethink What Constitutes‘Evidence’in Finding Social Interventions That Work.”Working Paper Se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Malcolm Wei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http://www.hks.harvard.edu/centers/wiener/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