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七大党章——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做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做《论统一战线》的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经过深入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按照党的惯例,修改党章也是党的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经过充分深入的讨论,大会对六大党章进行了全面和重大修改,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七大党章。七大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完备的一部党章。
一、一再延期的七大
根据党章的规定,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来应当每一年召开一次。但是,党的六大后面临的革命形势和客观环境使党章中的这一规定难以实现。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春天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实际整整间隔了17年。
是什么原因让两次党代会的时间间隔这么久呢?事实上,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做出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在《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就把召开党的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迟延”的任务提出来了。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连续“围剿”,加之后来党的高级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陆续被捕叛变,中共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路。长征途中,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面有围追堵截,召开七大的议题也就被搁置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又提出要召开七大。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甚至对党的七大报告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都做出了明确指示和规定。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甚至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参会代表。然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七大的筹备工作再次被搁置。此后,七大因故一再被延期。194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党的七大。直到1945年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此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抗日战争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中国内部仍然是分裂的,仍然存在着内战的危机。此时的中国人民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是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还是仍然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的党亟须通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深刻总结党在20多年的民主革命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以克服党内错误思想,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未来的光明前途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提供基本遵循。
尽管党的六大到七大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但七大召开前,我们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成熟并壮大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了121万党员,党的组织和党员遍布全国,拥有了91万人的军队,220万民兵,还领导有着9550万人口的解放区,[18]这些数字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是当年召开一大时的情形了,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中,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系统清算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经过充分讨论,认识达成一致。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其中一些重要论断为七大修改党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来基本都写进了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
二、七大党章的主要修改
七大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一部党章,也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与六大党章对比,七大党章在体例上做了较大改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总体来看,七大党章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在体例上首次增加了总纲部分,是我们党在党章制定上的一个创造。总纲起什么作用呢?正如刘少奇强调的:“我们党现在制定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的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19]可见,总纲就是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指导方针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整个党章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个政党,纲领这面旗帜是必不可少的。在党的七大党章加入总纲部分,总体来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党在发展成熟中的必然之举,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产生作用的必然结果。从主观因素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逐步发展成熟,在客观因素方面,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党的纲领和政策。在七大党章的总纲中既高度概括了我们党24年的斗争经验,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好经验,还对党在探索自身建设中形成的有益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详细阐释了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党的纲领任务、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宗旨、党的作风等问题。
关于党的性质,总纲规定: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党首次在党章中规定党的性质,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的性质的表述。当时,由于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极少,有人对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提出质疑。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刻指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如同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分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欧洲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的,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党的纲领任务,总纲规定: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并由于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此,决定了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只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内外力量,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建立各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20]实际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进行了完整表述。
关于党的领导,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21]实际上指出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关于党的作风,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首次将党的三大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关于党的宗旨,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首次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
党的七大党章将总纲放在党章的最前面,是我们党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充分体现。
二是首次将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总纲。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22]七大党章最重大的历史贡献就是首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来,并鲜明指出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无可置疑的地位,这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它意味着党是在长期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符合自己国情及革命实际的理论思想、革命道路在党内得到了普遍的确认。此后,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所取得的那些成就都和七大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也通常把七大党章视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的最好的一部党章。
三是突出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七大首次将党的群众路线写入党章,且在总纲和条文中都做了特别强调,这也是七大党章的一大特点。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诫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23]这些论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详细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也为全党指明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所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与工作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写进党章,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观点思想的建立。其中包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有了牢固的明确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实践中树立鲜明的群众路线,从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四是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七大党章在六大的基础上对民主集中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理论概括: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就明确了“集中”不是要搞个人专制,民主也不是极端民主化或无政府主义。在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在此后的实践斗争中,党又逐步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壤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七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第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第二,党的各级领导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做定期的工作报告。第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第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遵守决议。[24]
七大党章还增加了一些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比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产生原则上须经过党内民主选举,党的政策在做出决定之前,党员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等内容。七大党章中这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及制度的规定,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验的全面总结,是对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成功运用与发展,也标志着党在组织建设和理论方面的成熟。
总体上看,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首部党章,七大党章吸取了以前历部党章的优点,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为完备的党章,它标志着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已经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