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从明信片上走下来的风景
7月5日 哈瓦那至比尼亚莱斯（Vinales）
早晨7:45，罗兰多为我叫的出租车司机在楼下等我。我在一旁看着罗兰多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行李箱绑好，从阳台吊到楼下。临别，罗兰多说：“Wendy，等你回到哈瓦那，我们再见面。”我对罗兰多微笑，不敢轻言一个“好”。我知道，我们再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连客套的允诺都绝不敢轻易说出口。走到街上，抬头一望，我看见阳台上罗兰多那张胖胖的微笑着的大圆脸。他挥着手，雪白的头发在风中轻轻飘动，飘在哈瓦那清早的空寂中。
在古巴，Viazul是供外国游客专用的长途汽车。这家公交服务公司提供迅速、清洁、舒适的服务。车上有空调，偶尔还发小点心。所有的Viazul的客车，都是使用中国的宇通汽车。每每往驾驶室抬眼一望，就能看见“宇通”两个中国字，感觉很亲切，也颇为自豪。
哈瓦那的Viazul车站，是一栋两层楼的旧建筑。在候车室大门的左边，整整一面墙是颜色艳丽用笔粗糙的油画，描绘着古巴的风景。一扇玻璃门的上方，画着一幅简单的古巴地形图——一只黄色的“鳄鱼”静静地趴在淡蓝色的墙上。房间里有空调，不过，空调机释放的冷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环顾四周，门窗破旧，地上铺着地砖，颜色已经变得黑沉，有几排金属椅子，没有章法地摆着。
在候车室的墙边放着两张木桌子，那就是售票处。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身穿黑色圆领T恤的健壮的青年男子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后面，盯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桌子前，几个游客排着队。我从LP上了解过去比尼亚莱斯的汽车发车时间，但是在房间里，我没有看见时刻表。
我正要排队，突然有人叫我Wendy。我转身一看，原来是同住在罗兰多的Casa的那个美国男人斯科特（Scott）。30多岁的斯科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米色短裤，文质彬彬，精神焕发。斯科特要去特立尼达（Trinidad），发车时间比我的要晚。我所乘坐的去比尼亚莱斯山谷（Vinales Valley）的汽车是9点出发。和斯科特打过招呼，我继续排队买票，等轮到我，络腮胡子男人面无表情地说：“你要排旁边的那个队伍。”我侧头一看，旁边的那张小桌子前不知何时也排起了队伍，只是桌前却没有工作人员。
于是我换到那条队伍的最后。等了些时间，等到一个50多岁、身材丰满的女人坐在桌前开始售票。队伍慢慢在移动。终于轮到我了，我告诉她我要买去比尼亚莱斯山谷的车票，她却指着络腮胡子男人说：“你要到那边排。”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又回到先前的队伍后面。斯科特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对我眨眨眼，耸耸肩，做怪相，一副无可奈何之状。
车票12库克。我付了钱给男人，男人却不给我票。我只想看看古巴长途汽车车票是什么样，就让男人把车票给我，让我拍一张照片也好。可是，他不懂我的意思，以为我要车票来向司机证明我买了票，说：“请不要担心，我会把车票交给司机，他知道你买了票。”我坚持说我只是想要车票拍一张照片，不带走。他还是说：“请不要担心，司机知道你买了票。”
汽车上，坐在我左边、靠窗的中年男人头发细密卷曲，像是西班牙人。隔着过道和我们坐一排的是他的妻子和他十四五岁的女儿。闲得无聊，我暗地里猜测我身边的这一家人来自哪个国家。猜了半天，我无法确定。最后实在忍不住，我就将我的疑问抛给了这个男人。男人笑了，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说：“我来自古巴。”他说，他们是去比尼亚莱斯看望家人。男人穿着干净得体、谈吐温文尔雅，我想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果然，他是一位医生，在哈瓦那一个社区医疗站工作。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他对中医非常感兴趣，并且曾经自学过一段时间的中医理论。他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无可估量。“阴阳，非常迷人。”他说。
从哈瓦那到比尼亚莱斯的车程接近4小时。到了终点，车停在一个殖民时期的小广场边。这个广场是比尼亚莱斯村中心。许多当地人举着写着名字的纸片在等着接客人。我刚下车，一个50多岁的胖女人就冲着我直喊：“WengLing!Wengling!”女人穿着枣红色肥大的五分裤，一双枣红色夹趾拖鞋，棕色小花的背心。金黄色头发很短很蓬松。我一眼就被罗兰多的亲戚萨帕特罗（Zapatero）认出来，这一点都不难，我的亚洲面孔在这里实在是鲜明和突出。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我跟在萨帕特罗的后面往前走，感觉就快要走出小镇了。太热了。热浪在我们行进的土路上、周围的空间里跳跃着。空气被烧得滚烫。我很难想象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热。在炎炎烈日底下，我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行军。我们完全走出小镇了。我看见了远处绵延的青葱的山，碧绿的田地。向右转，道路两边出现一栋连着一栋颜色繁多的平房。
所有这些房子的门上，都有蓝色船锚的标志。据不完全统计，在比尼亚莱斯山谷中，大约有280处房子可供出租。这些房子上都挂着用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写的“房屋出租”的牌子。由于古巴政府不开放互联网，旅行者难以通过互联网轻松预订房源，于是，各个城市、地区的Casa主人连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网络，互相推荐客人，口口相传，相互依托，相互依存。这也就是比尼亚莱斯280个房源生机勃勃的原因之一。
我们停在萨帕特罗白色的Casa前，这个Casa是唯一一栋没有灿烂颜色外墙的Casa。萨帕特罗家的Casa分为三个部分：紧靠道路的部分是客厅和主人的卧室。中间部分是一个狭小的庭院。庭院里有一栋用木头搭建而成的四面透风的长方形木屋。那是客人乘凉和用餐的地方。五张木桌子上，铺着深蓝色的桌布。木屋四周种着绿意盎然的植物。庭院的墙边，盛开着一丛丛耀眼的紫色、黄色的花。我的房间是独立的一栋小房子，刷着深绿色的涂料，正对着枣红色的小木屋。
在门前有一个小阳台，摆着两张乳黄色的摇摇木椅。木椅之间是一张乳黄色的木质小茶几。房间里的墙壁是黄色的，挂着两幅人物画。画面中的女人，第一眼让我想起墨西哥的女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那张脸上，写满了怀疑、纠结、痛苦与矛盾。没有悬念，房间里安装的空调依然是轰炸机一般的窗式空调。
“史前壁画”在比尼亚莱斯以西4公里的两姐妹山的侧面上的巨大壁画。讲述的内容是在原始荒原出现的社会主义人类。
我在比尼亚莱斯山谷停留的时间只有一天半，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享受了一会儿空调的凉风，洗过冷水澡，往身上抹上厚厚的防晒霜，我马不停蹄去找萨帕特罗帮我租自行车，我打算骑车去观看在比尼亚莱斯村以西4公里的两姐妹山的侧面上的史前壁画Mural de la Prehistoria。
萨帕特罗一家人都不会说英语。我竭尽全力对她连比带画，谢天谢地，终于让她明白了我的意图。她打过电话，然后，得意地做了一个OK的手势。不一会儿，一个男人给我推来一辆五成新的黄色山地车。从下午2点到7点，花费8库克，接近60元人民币，足够贵了，在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租24小时也就二三十元。
比尼亚莱斯山谷位于古巴的比那尔德里奥省。这里向人们展示的景象是古巴最西端的形象。在整个比尼亚莱斯山谷地区，可以看见纯粹的古巴乡间风情。这里被山丘所环抱，覆盖着肥沃的红土和绿色的田地。即使现在，街道上也常常会有牛车的叽叽嘎嘎声和牛蹄的踢踏声。耕牛在如口红般鲜艳的肥沃的土地上耕作。鲜明而醒目。所有的一切犹如刚从风景明信片上走下来的一般。
这里的农民戴着草帽，穿着白色的亚麻或者破旧的军队用过的劳动服在烟草地里干活。他们少有机械帮忙，只有牛拉着木犁把肥沃的土壤犁成一垄一垄的。很多农民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不过，他们也必须按照一定的价格把全部的庄稼卖给政府。在田地里和大路上，到处是自由游荡的鸡、马、猪和牛，增加了这里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气氛。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一些白鹭还在地里啄食虫子。棕榈树和斯帕托德树的橘黄色的花绽放在美丽的景色之中。
在宽阔的大地上覆盖着大片的烟草地，这里有着全世界质量最好的烟草种植区。这些烟叶，是从巴黎到纽约的雪茄行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传统的农业（特别是烟草种植业）已经保持了几个世纪。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是印第安部落的安身之处。最终，这片土地被西班牙人占领，而定居者主要来自于加那利群岛。这个地区还在建筑、手工艺和音乐方面保留了大量的当地的传统。
据科学家估计，比尼亚莱斯山谷形成于1.8亿年以前，当时这里曾经有无数的贝类遗骸和其他水栖生物在海底堆积，侏罗纪时期形成的海底石灰岩床，又经过几千年的地壳隆起和侵蚀，最终形成了这里的山丘。大平原就这样逐渐被抬升推出海面。考古学家在比尼亚莱斯山谷中发现了大量恐龙、猿猴、海龟化石。另外，比尼亚莱斯山谷中还有许多巨大的溶洞，其中最大的溶洞长度超过46公里。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很多的山丘的形状呈圆锥形，像一颗倒立的子弹冲向天空，有的高达300多米。还有一些山丘，蜿蜒曲折绵延数公里。山谷里的植被主要有橡树、软木棕榈等。其中，被称作“活化石”的软木棕榈因为体内含有一种特殊的细菌，能够起到固氮的作用。山谷中的某些山丘上，生长着一些甚至在临近的山丘上都不会生活的动物，尤其是某些软体动物，每一片高地上都有几种独特的陆地蜗牛。有一种蜗牛叫作丘德罗波米特蜗牛，它长长的眼柄能发出一种橘黄色的荧光。
我骑行在无人的乡间公路上。公路平坦，遥遥伸向远方。两边都是伸展开去的辽阔的绿色草地，草地上，绵延着一座又一座圆润的山丘。牛在草地里吃草。眼前的一切都被淹没在浓绿的静谧之中。我听见自行车链条滑动的声音。我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我感觉整片大地如同烧了许久的滚烫的热炕，我觉得自己就要和这一片土地一同被蒸发掉。
到了一个分叉口，看见路边有标识牌，指明通向史前壁画的方向。顺着路继续前进，再经过大片大片的田野和草地，不久，就望见远处的山壁上，有巨大而鲜艳的图案。有一条土路直接到达壁画之下，也可以穿越山丘前那片很大的草地到达。在正对壁画的左边，有几个用硕大的棕榈树叶铺就的亭子。其中的一个亭子，是小巧的酒吧。
壁画画在裸露的岩石上。我把岩石分成三个部分。左边部分：上部是黄色的涂色，没有主题；下面是灰色的底色，画着三头红色的恐龙和两条盘在一起的黄色的蛇。中间部分：上面是深灰色的涂色，没有主题；中间是绿底，画着三只我叫不出名字的怪兽模样的动物；下面是棕色的涂色。右边部分：深蓝色的底，三个红色的直立的人，看得出，是爸爸妈妈和孩子。
我之前没有查阅资料，我以为史前壁画真是史前人类的艺术创作。可以想象我在奋力蹬着自行车往壁画而去的时候，我的心有多么欢欣雀跃与急不可待。所有的艺术都令我着迷，更何况是史前的艺术？当我远远地望见壁画的一角时，已经心跳加速。“史前”，这是一个多么魅惑的字眼。想象史前的人类是如何在这样高大的石壁上作画，已经令我几近疯狂。现在想起来，我的“无知”确实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单纯的快乐。
后来阅读资料之后了解到，整个壁画其实是卡斯特罗于20世纪60年代下令画的。据说，壁画讲述的是在原始荒原出现的社会主义人类。迪亚哥·德·里维埃拉的一位学生雷奥比西尔多·冈萨雷斯接受了此项任务，指导几十位当地的画家作画。参加过原稿创作的当地画家定期身拴绳索，从崖上垂下作画润色。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幅壁画粗糙，或许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它。但是，它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存在。
我在树荫下坐了好一会儿，又踏进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太阳底下。我使劲地蹬着自行车，好让扑过来的风更猛烈些，涤荡我浑身滋滋作响的燥热。骑车行进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会令人飘忽，时不时会让我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也伴随着一种“青山常运作”的冥想般的快乐。
在一个路口，我遇见一位推着车子卖蔬菜卖水果的花白头发的老人。搭了绿色棚子的手推车上摆着装蔬菜水果的筐。筐里的菜已经卖得所剩无几。车棚上挂着一大串大蒜。我迷路了，找不到萨帕特罗的Casa。出发前，我忘记在maps.me上标注萨帕特罗的Casa的位置。
我把萨帕特罗给我的名片递给穿着破旧浅蓝色牛仔衬衫、肚子圆滚滚的面相和蔼的老人。老人摸出老花眼镜，严肃认真地研究半天，结果是一筹莫展。我们只好在街头眼巴巴地等待，终于，看见一个穿着明黄色T恤、黑色牛仔裤的中年男人骑车路过。老人上前拦住骑车男人，把名片递给他。男人很快就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离开了。
我和卡梅霍（Camejo）站在他的推车前。卡梅霍棕色、宽大的面庞饱经风霜，眼眶深黑，嘴唇很薄，但是显得幽默风趣，向我传递出一种既精明又友好的感觉。他破旧的浅蓝色牛仔衬衫上有好多大大小小的泥点。卡梅霍告诉我，他从小到大都在比尼亚莱斯山谷务农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不过，”他说，“明年我可能会和儿子孙子去哈瓦那。”我问他怎么会说一点英语。他的回答是，他在小时候跟着当地教会的一个传教士学习过一段时间。卡梅霍推着推车，我推着自行车，我们走到路口道别。他继续直走，我则要左转。“希望你在比尼亚莱斯过得开心。”风中飘来卡梅霍的祝福。
下午4点过，我大汗淋漓地回到萨帕特罗的Casa。在简陋的浴室洗了冷水澡，换了一身衣服，我又推着车子出门，直奔比尼亚莱斯镇中心。后天一早我要离开这里去西恩富戈斯（Ciefuegos），我必须去Viazul公司把车票先预订好。Viazul公司的办公室就在上午长途车停靠的小镇中心广场的斜对面，在建于19世纪的圣科拉松教堂的正对面。
四顾不见几个人。两个年轻男人靠着墙边低声说话。不远处的十字路口，那幢有着蓝色石柱的房子的墙角下，坐着两个60来岁的男人。他们相隔有三四米远，两人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一辆自行车停在3米开外的地方。主街两边都是一层的房子，有商店和餐厅。所有的一切，被沉重的宁静所笼罩，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魔法师收走。
Viazul公司的办事处的门牌号是63A，在房间里，还有一家叫“古巴出租车”的公司以及一家当地旅游公司在那里办公。Viazul从比尼亚莱斯发车只发往三个地方：哈瓦那、特立尼达和西恩富戈斯。古巴出租车公司经营的迷你巴士也是这三条路线。从窗口上张贴的时刻表读到：Viazul往西恩富戈斯是早晨6:45发车，下午1:45到达，32库克。迷你巴士发车时间是早晨7点，到达时间是上午9点，比Viazul快5个多小时，而价格只比Viazul贵3库克。而我对两个小时到达西恩富戈斯抱有怀疑，保险起见，我还是选择了Viazul。
我付了钱，订了票，拿到一张薄薄的小纸片。Viazul的工作人员非常严肃地反复向我强调：“发车时间改为了早晨6:30，你必须在6点到达这里。千万不要把这张纸弄丢了。千万记得后天清早6点到这里来check in。到时候，用你手中的纸片，换取正式的票。”
萨帕特罗的丈夫和另一个年轻男人正在我旁边的房子里干活。房间里堆着水泥，他们正在往水泥上倒水，再用铲子把水泥搅均匀。这间房将成为一间新的Casa。上午我刚到这里时，萨帕特罗告诉过我，他们准备再装修出一间房供出租挣钱。两个男人光着脚和上身站在热气横流的房间里，突然看见我站在门口，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定定地看着我，一脸的惊愕和不解。但是很快，他们非常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给两个男人各递上一支烟，这是我出门在外打开局面最快捷且最有效的途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瞬间就得以拉近。
我比画着跟萨帕特罗的丈夫借打火机。“告诉”他我要借打火机熏香。萨帕特罗的丈夫50多岁，1米67左右的个子，瘦削。年纪并不大，胡子却花白，脸上皱得像只老乌龟。他穿着一条很旧的宽大的满是泥点的牛仔裤，腰间捆着一条棕色的破旧皮带。抽着烟，萨帕特罗的丈夫问我：“日本？韩国？”我说：“中国。”当听说我是中国人，他的顿时眼睛放光。他连忙带着我来到院子里。他把我带到墙边，指着靠在墙上那辆破烂不堪、没有支架的自行车，说：“中国，中国。”这辆自行车，从座垫到脚踏板，从车龙头到护泥板，都破旧得难以描述，不过看起来依然在被使用。他喜滋滋地看着我，我微笑着点头说：“中国！中国！”他殷勤地把自行车推着走了几步给我看，转过身，伸出大拇指：“中国！中国！”
沉浸在藏香飘散的祥和里，疲惫不堪的我想在床上趴着沉寂片刻。我的脑子装满了阳光的“嗡嗡”声。萨帕特罗来敲门，喊：“Wenling，晚饭。Wenling。”一听到“晚饭”二字，我顿时清醒过来，精神抖擞，翻身而起，直奔对面的枣红色小木屋。我看见准备好的晚餐放在铺着蓝色桌布的木桌上。晚餐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盘黑乎乎的炸香蕉；一盘由西红柿片和黄瓜片组成的蔬菜拼盘，上面还有13块新鲜的牛油果；水果拼盘是香蕉6块，木瓜4块，环绕着圆盘放着一圈菠萝块；一大碗米饭；一大碗猩红色的黏糊糊的豆子汤；一个画有红色玫瑰花的圆盘里，放着两个硕大鸡腿。另外，还有一小瓶橄榄油、一小瓶盐。
我兴致勃勃地把所有盘子里的食物都尝了尝，包括撕了一缕鸡肉吃，结论是：所有的食物都没有味道。我是说，除了食物天然的本味，再没有其他的味道。我扒了几口饭，吃了几块炸香蕉，喝了几口汤之后，万念俱灰。我是一个对食物的期望值要求不高的人，可是这一次，想不到我居然受挫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突然意识到，美味佳肴对一个人的美好人生以及美好心灵的塑造是多么重要。在经历了这一场味同嚼蜡的晚餐之后，我看世界的目光似乎都暗淡了不少。
太阳就快要完全沉落下去，我提着相机准备去村庄里转转。我没有走靠墙的小道出门，而是上台阶经过厨房，准备从房间里穿过往外走。在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口高压锅。我凑近高压锅看了看，只见锅里有几个白花花的大鸡腿用水泡着。我恍然大悟餐桌上盘子里的鸡腿是怎么做的了：把鸡腿放进高压锅里，加水，煮。等肉软了，捞出来，放在盘子里，淋上橄榄油，撒盐，就是一道菜了。我只想送给萨帕特罗一个词——暴殄天物。
我走在比尼亚莱斯的霭霭暮色里。在我所经过的地方，所见的房子都大同小异：几步台阶上平台，平台上肯定放着两把摇摇椅，两把摇摇椅的中间放一张小茶几，摇摇椅的后面，是房子的百叶窗；房子外墙的颜色同为色彩缤纷而亮丽的糖果色，但是五颜六色各家各户都不相同。几户人家的天真孩子坐在摇摇椅上，漫不经心地摇动着椅子，悠闲得如半老的人。看我举着相机拍他们，他们立刻停下摇晃，坐直在椅子上，非常老练地让我拍照，咧嘴笑开了花。
散了许多热气的乡村变得轻盈许多。夜晚说来就来，天幕里，星光点点。我路过当地一个天主教教堂，我被教堂里传出的吟唱深深地吸引了。这是一个简朴得有些寒酸的天主教教堂，昏暗的光线，教堂左右两边各有十排木椅，最前面有一个低矮的平台。平台正中有一个布道的木柜子。柜子正中刻着十字架。柜子两边放着两个花瓶，插着白色的花。房间里再无别物。这一切让我感觉像是某位不太细心的导演刚刚临时搭好的电影场景。四个年轻的男人站在平台上，带着村民们唱圣歌。村民们和他们一起唱圣歌，快乐地拍手，快乐地摇晃身体，一切沐浴在圣洁之中。第一排站着的几个七八岁男孩女孩也在唱，许多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也一起摇着身体。他们越唱越快乐。唱完了圣歌，村民们开始发言。我猜想，他们在分享信仰的幸福。大多数发言的人，说到最后，都是以泣不成声来结束他们的发言。
走出教堂，我被包围在浓烈的夜色之中。抬头望向天空，横空的，那是我久已未曾看见过的灿烂银河。上一次看见银河，还是在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里。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段关于宇宙中星系数目的文字，大概的内容是，自从近年发射了哈勃太空望远镜后，哈勃提供的数据表明，或许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到9个星系——共8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中至少有1000亿个像太阳一般的恒星。我们身处的所谓银河系的星系有4000亿个太阳，或者可以换算成，每一个人就有69个太阳。我站在比尼亚莱斯的星空下，想象着自己拥有69个太阳，浮想联翩。
再次在房间里熏上藏香。我安然地躺在空调的巨大轰鸣声中。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说：“从熟知中的一切抽身而出，去面对未知事物，这是智慧的体现：头脑借此保持敏锐，偏见泯灭，幽默滋长。”我乐此不疲逃离熟知，从熟知中抽身而出，喜迎一切陌生，以此来保持我心灵的敏锐。我太过喜欢焕然一新的感觉，这是我选择的自我成长的方式。过往不恋，未来不迎，当下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