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种禅定荒原的释然
7月4日 哈瓦那
清早，尖锐的阳光扑进我的房间，房间里充满了几乎能够给整个哈瓦那供电的阳光。我不需要多想就知道，外面已经跟午后的沙漠一样炎热了。
罗兰多的Casa在一栋古老且破旧的建筑里，门牌号是612。枣红色的木质门的最上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印着Casa Amistad Habana三个单词，下面，是一个大大的蓝色的船锚。在古巴，但凡是看见房门上有蓝色的船锚标识，这就表明，这里有可以接待外国人的家庭旅馆。现在，古巴政府允许私人开设家庭旅馆接纳游客。家庭旅馆分为两种：一种为可以接纳外国人的家庭旅馆，标识是在房门上有一个蓝色的船锚；另一种为只能够接纳本国游客的家庭旅店，标识是红色的船锚。
从我的房间出来向左，走几步就是餐厅和厨房。餐厅不大，靠着粉色的墙，放着一张三人座的藤编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旁边放着一张木质小圆桌。墙的另一边，并排放着两台冰箱。其中一台冰箱上，放着一台液晶电视。一张两米长、铺着彩色塑料桌布的餐桌置于餐厅正中，几乎占据了餐厅一半的空间，让房间显得很局促。
我走进餐厅时，穿着白色T恤的罗兰多正从厨房边的小屋子里出来。小屋子是他的工作室。房间里堆满东西，狭窄的办公桌上，放着台式电脑、电话机，还有打印机。罗兰多看起来神采奕奕，大约是因为白色T恤的缘故，他看起来比昨晚更胖。
25库克的房费包括早餐。我的早餐差不多把餐桌占满了，包括：煎蛋，黄瓜和西红柿组成的蔬菜沙拉，切成小粒的芒果、西瓜、香蕉组成的水果沙拉，果汁、咖啡、面包，罗兰多自制的番石榴果酱，当然还有我带去的茶。慈眉善目的罗兰多笑眯眯地坐在我的旁边，话音轻柔地问我是否满意我的早餐。我发自肺腑地感谢了他为我提供的丰盛早餐，却又很想告诉他，我想有豆浆和油条，或者是有馒头花卷和豆腐乳，如果有盐蛋皮蛋和粗粮稀粥也是可以的。
罗兰多仔细询问我此次在古巴旅行的计划。我便把我将依次抵达的城市跟他说了一遍。罗兰多随即起身，回到他的工作室去，等他返回到餐桌前，他递给我四页颜色深沉的A4的毛边纸。纸的质地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宣纸。纸上打印的是我接下来将要去往的各个城市的一些民居的详细资料。罗兰多说，这些民居主人都是他的朋友或者亲戚，会给我友好的接待和体贴的照顾。
罗兰多指着纸页上的第一项要我明确：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Valle de Viñales（西班牙文）、Vinales Valley（英文），中文则是叫作比尼亚莱斯。接待我的民居主人，是罗兰多的表妹。我很感动，也很礼貌地收下罗兰多的毛边纸，连声道谢，感谢他的细致和周到。在后来的旅途中，罗兰多这几页毛边纸，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
没有网络，在古巴预订住处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邮件、爱彼迎（Airbnb）、缤客（Booking），都没有用，至少对我没有用。我是一个热衷于随时改变计划的人，太早定下住处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己的随心所欲。在古巴，我寻找住处采取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是前一家房东推荐。这种被推荐的房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往往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因为没有选择有时也只得硬着头皮接受。第二，是在《孤独星球》（简称LP）上找喜欢的住处然后打电话。不过，打电话预订成功的几率很小。如果那边只讲西班牙语我就无计可施。再者，LP上的家庭旅店少得可怜，并且大多数只接受邮件预订。第三种办法，就是到了某地后，我再一家一家敲门询问，如果有空房，就可以实地考察，再做决定。这种办法一般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房间。可是，这种办法也是最为辛苦的。
罗兰多坐在我对面，不紧不慢地跟我聊家常。满脸红光的他告诉我，他的女儿们都在美国迈阿密定居。他和妻子则留在古巴经营家庭旅店。我问他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去美国生活呢？罗兰多说，一辈子了，他舍不得离开古巴。从罗兰多的穿着，以及左手腕戴的劳力士手表，右手腕上的精致金手链都不难看出，相对于其他的古巴人而言，他的家底殷实，日子逍遥。
说到哈瓦那，必须要提到纪录片《乐满哈瓦那》（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译作《乐士浮生录》。1998年，曾经导演《德州巴黎》和《柏林苍穹下》的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拍了这部关于古巴音乐人的纪录片。这部非同寻常的影片的拍摄场景，就在哈瓦那古城。这部电影于1999年在全球上映。这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冷战之后，哈瓦那第一次揭开她神秘的面纱。世人彷佛自睡眠中苏醒，再次看见、听见美丽的古巴，再次为古巴动人的音乐深深迷醉。有评论说：哪怕你是一个对古巴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对古巴一无所知的人，听到《乐满哈瓦那》里那些仿佛自然流淌出来的音乐，也会爱上古巴的音乐，爱上这片土地。也正如与文德斯一同拍摄纪录片的莱·库德说的：“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流淌。”他还说：“音乐就像掘宝，你要不停地挖啊挖啊，才能找到宝藏。”而古巴的音乐，就是那源源不绝的宝藏。
在纪录片中，哈瓦那的生活真实又饱满，房子的门被漆成彩色的样子，五颜六色，就像哈瓦那人的性格一样明快耀眼。镜头里，会时时看到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一晃而过。雪茄、女人的翘屁股、多彩的老爷车，这就是哈瓦那火热的生活。古巴人乐天，古巴人乐活。乐手之一的塞贡多（Segundo）自豪地说：“我有5个孩子，我正准备生第6个。”说这话的那一年，他已经90岁了。“女人，花儿，罗曼史都是美好的事情。”在老乐手的歌声里，古巴的天空都看起来那么透亮，隐隐的带着摇摆的节奏。
我站在客厅外的阳台上。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丰乳肥臀的古巴女人和昂首挺胸高大壮硕的古巴男人，看一辆辆来来往往颜色璀璨耀眼的老爷车。对面斑驳破旧的楼房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里，近在咫尺，伸手可及。那些晾晒在阳台上的女人的旧衣旧裤以及男人们的各色内裤像答案一样在风中飘。仿佛，它们已经在阳光下晾晒了好几百年，又被久久地遗忘。三层的老建筑，一层一层叠加。房屋上面，是明亮的、永恒的、蓝色的天空。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和时光一起享受着它漫长的演出。天空只需存在，俯瞰众生，日复一日。所有的一切交融在一起，我的眼前是一幅画。
一个碧蓝眼睛、35岁左右的西方男子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我们一起趴在那里看风景，一边聊天。当这位身材修长的男人说他来自美国时，我颇为吃惊，开玩笑夸他说，你的胆子还真大。他说，是啊，也许回到美国我就会被投进监狱也未可知。说完，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在古巴，我每天都如同搂着一个太阳，走几步就浑身蒸腾犹如身处桑拿室。按照maps.me的指引，我几步路就走到老广场（Plaza Vieja）。老广场建于16世纪，当初是用来举行节日庆典和军事演习，也作为当地人的露天市场。据说也曾用于哈瓦那的奴隶买卖。当时，广场又被称为新广场（Plaza Nueva）。在16世纪，老广场是哈瓦那最富有激情的广场。后来，巴蒂斯塔政权的一个丑陋的地下停车场建在这里，让古色古香、风情万种的旧广场毁于一旦。谢天谢地，后来这个怪物被拆除。随着20世纪90年代古巴政府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造工程，老广场增添了酒吧、餐馆和咖啡馆，恢复了她曾经的美丽。
老广场最不同于哈瓦那其他三个著名广场之处，是这里充满了庶民味道。广场不大，环绕着广场是一座连着一座的Casa。房子都不高，三层楼，白色、乳白、淡黄、淡蓝、淡绿，在明晃晃的艳阳下，房屋显得淡雅柔和。广场南边的哈鲁科公爵故居（Casa de Los Conde de Jaruco）是一座精致的18世纪巴洛克式建筑，最有特色的是房屋上的精炼钢阳台和镶有彩色玻璃的半圆形屋顶。如今，这里作为古巴文化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它的正东方向，是我极为感兴趣的纸牌博物馆（Museo de Naipes）。至于公爵故居那闪闪发光彩色玻璃的半圆屋顶，我只是做了远远的一望。
广场仿佛沉浸在往日宁静的记忆中。咖啡店里，穿着白色制服的男子在用心摆放椅子，撑开白色的遮阳伞。几个男人坐在长廊一角的阶梯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拍照的我，和我的视线默默对视。长廊那边的小商店的门前，挂着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白色T恤。一个小男孩抱着足球神情落寞地坐在枣红色的门槛上。几个穿着艳丽的如多层生日蛋糕衣裙的年轻女子摇着纸扇，围着我问要不要跟她们合影。一只体型庞大的棕色公鸡的塑像立在广场一角。公鸡身上，坐着一个光着头的裸体女人，迷人的丰乳肥臀。女人的右肩上扛着一把巨大的叉子，正低头，若有所思。我围着这座雕像转了几圈，我很喜欢这种凡事对照自我，缓慢而耐心地加以审视的参观方式。
一辆三轮车在广场一角。三轮车的车身是一个鲜红色的货柜。小车支着一个白色的招牌，写着“冰冻椰子 美妙无比的冰淇淋”。车边一把黑色皮椅，不见卖冰淇淋的人。离车几步远，支着一个大约1米宽、1米5高的木架子，木架上的纸页在长时间阳光的暴晒下已经泛黄，上面用西班牙文和英文写着“Coco Glace”的历史。介绍上说，这里的冰淇淋是用哥伦比亚和古巴最鲜美的椰子的椰汁和椰肉，以及最新鲜的牛奶做成的冰淇淋，其历史要追溯到1953年。后来，有人专门走街串巷蹬着这种特质的车，无论白天和夜晚，摇着铃铛沿街售卖冰淇淋。为大人和孩子们送去清凉和快乐。到现在，这种独具特色的冰淇淋已经成为哈瓦那的一道风景线。
我走进了La Casona Centro de Arte画廊。画廊所在的Casa有着极其浓厚的殖民时代的特点，流淌着那个时代的弦外之音。建筑所散发的出来的如诗歌一般的静静的光芒，足以令任何一个经过的人驻足。这个画廊里，驻扎着一大批在哈瓦那极其有名、极具创造力，并将古巴本土绘画艺术发扬光大的、精力旺盛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大大小小，花花绿绿，陈列于5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一般而言，从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之中，能够很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的特色，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捷径，一条走起来欢快的捷径。和当地艺术家的聊天恳谈，则是人生的一件妙事。忆及当年我和一群越南艺术家坐在河内一条街上弹琴、唱歌、喝酒、聊天、画画何等逍遥肆意。当画家们把给我画好的素描一张张挂在清越的越南街头，我看着我的肖像在微风里轻摇轻摆，好一场挥之不去的赏心悦目的回忆。
房间里只有三个人。一个女人在角落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个高个子，戴着眼镜的黑人青年男子正在整理房间里的画。他见我，略带羞涩真诚地说“嗨”。在一扇通往后院小门前的黑色皮椅上，坐着一位正闭目养神身材丰满的女人。越过女人庞大的身躯，我看见阳光落在后院的空地上，斑驳的光影投射在院子里有花纹的石墩上，环绕着小小的庭院，有八根粗大的石柱。树木高大入天，郁郁苍苍，但四周的建筑一幅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苍凉相，令人有玄幻之感。
我猜想，这里是否就是书上提到的古巴小说家莫林（Countess de Merlin）的家呢？女人睁开眼睛，看我立在门口，以为我想穿过小门到后院去，就伸出手制止我。我把书上写着的Countess de Merlin几个字给她看，问这里是不是他的家。女人不置可否。突然，她站起来。悄悄对我说：“来，我带你进去。”
两层楼的建筑，高高的拱廊，深蓝色的木质栏杆。抬头看见蓝色的天空飘着棉花糖一般的云。女人告诉我，这栋楼已经是危楼，政府没有钱来维修。我看着通往二楼的楼梯的墙面上，还隐隐约约有着美丽的花纹。女人很热情地说要帮我拍照，竟然允许我可以随意在院内走动，选择合适的地方随意拍照。
我们返回到画廊里，女人立刻拿出一本画册递给我。这是一本介绍哈瓦那当地艺术家生平及作品的画册。她迅速翻到介绍自己的那一页。原来她叫纳蒂，照片上正在作画的纳蒂起码年轻十岁，深紫色的衣服，同样色彩的裤子。身材一如现在这般的丰满。身后站着她瘦弱的丈夫。纳蒂的画浓墨重彩，画面简洁朴素，有返璞归真的意味，很像儿童画。
我观察到，画廊里陈列的大大小小的画作，和纳蒂的画一样，都受到毕加索立体艺术风格的影响——人物抽象，线条简单明快。绘画风格有令人惊异的透明度。在这些画作上，壮硕的古巴女人眼神炯炯，天上飞着好多彩色的鱼，变形的人体，鲜亮的神采奕奕的公鸡，反映热带风情的景物，漂亮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从这些作品，能窥见古巴人别具一格的审美和对世界的理解。
纳蒂递给我一幅她的作品。作品的内容是哈瓦那著名的海滨大道：宽阔的马路上，奔驰着各种色彩的老爷车；不远的蔚蓝色的海面上，有人坐在小船上，有人坐在大鱼上；画面上的建筑，都具有人的面孔；和大海一样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黄嫩嫩的圆月；白色的灯塔上，闪耀着一星黄色的光芒。
哈瓦那的海滨大道，被称为“马莱孔”，由西班牙文“Malecón”翻译过来，是“堤岸”的意思，也就是防波大堤。“马莱孔”共有8公里长，从哈瓦那复古风情的老城区一直延伸到现代的新城区。这是一个水泥长堤。岸上堤高80多厘米，宽一米，上面可行人。
20世纪初期，美国从西班牙殖民政权接手古巴之后，全心全意打造这条海滨大道，希望打造成另一个迈阿密度假胜地。饭店、咖啡馆沿着海堤鳞次栉比，建筑融合了当时流行的巴洛克、伊斯兰教和摩尔风格，一时间，海滨大道成为最时髦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政变和革命后，这条大道光华尽失。现在已无法看到昔日灯红酒绿的风光，不过，防波大堤成为市民和游客最喜爱在夕阳下漫步的地方。每到黄昏，人们来到这里钓鱼、漫步、乘凉，夕阳西下，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时刻。
在这幅作品背后，纳蒂用西班牙语龙飞凤舞地写着这幅画作的有关数据，几乎没有空白处所剩。写的内容包括：画的大小，她的名字，画的价格为10库克，纳蒂的电话号码，以及关于作品创作的简单说明。
纳蒂说：“Wendy，你可以买我这幅画吗？”我猜想纳蒂之前的热情洋溢或许都是为这一刻做的铺垫。我犹豫了几秒之后，买下了这幅画。纳蒂很高兴，立刻走到墙角的办公桌前，拿起圆珠笔，在画的背面仅剩的空白处，挤挤挨挨用英文写：“给亲爱的Wendy，愿你在古巴旅行快乐。”我问纳蒂，这个画廊是属于政府还是画家群体自己。纳蒂耸耸肩，摊开手，无可奈何地说：“属于政府。”她说他们虽然可以在这里陈列自己的画卖给游客，但是，他们自己只能抽成，大部分收入是属于政府的。
纳蒂将我买的画小心包好放进一个纸袋子里，从画架上另取了一幅稍大画幅的公鸡图，殷勤地建议我捧着画到画廊门口拍照留念。拍完照，纳蒂说她想和我合影。羞涩的黑人男子走过来，说也想让我和他合影。他说，他是第一次这么近和中国人在一起。“中国是古巴的是好朋友。你很美丽。”他用简单的英语说。我说：“谢谢你，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你很英俊。”我也用简单的英语说。
殷勤的纳蒂带着我走向广场，让我和广场中的大公鸡雕塑合影。她帮我拍照，一边说：“Wendy，在古巴，公鸡是吉祥物。古巴人还特别喜欢斗鸡，斗鸡是最受古巴人欢迎的运动之一。古巴政府也准许市民斗鸡比赛。”据说，古巴的斗鸡运动最早是从西班牙传入的。在哈瓦那，每个周日下午，都有一场狂热的斗鸡比赛。比赛通常在哈瓦那市郊举行。La Finca Alcona是古巴最为著名的国营斗鸡场所之一。尽管斗鸡受到官方批准，但赌博下注行为却是严令禁止的。在古巴，斗鸡就是一种大众消遣活动，正如某些人喜欢编织毛毯一样。
我坐在老广场边的一个小饮料店的高脚凳子上喝冰镇矿泉水。一个十五六岁、穿着棕色衬衫的男孩子走过来，向我热情地推荐餐馆。我跟他摆摆手，说这个时间我不想吃饭。他并不离开，而是站在一旁和我聊起天。他跟我讲起长城，讲起秦始皇兵马俑。我说我很惭愧，我都还没有去过长城，不过我的家乡有大熊猫。说到大熊猫，男孩子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动情的神采。他这份对中国诚挚的爱，我一直心存感动。
我走进一栋有着明黄色墙面、蓝色栏杆蓝色门窗的房子里。房子的门口写着西班牙文MERCERIA，单词的意思是“布店”。商店里卖布、纽扣和线。商店非常冷清，冷清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没有顾客，还因为商店陈列的货品极其有限。立在墙边的简单的开放式货架上摆了16匹布料，另两个并排在一起的开放式货架上，一个货架上摆着20个线卷，另一个则摆着几扎五颜六色的丝带。进门右侧的墙边还有一个有玻璃门的货架，里面整齐地摆着14种颜色的线卷，以及较宽的丝带。两米长的玻璃柜台里，摆着十多碗纽扣。每一个碗里放着不多的花花绿绿的纽扣。在古巴大大小小的商店里，是绝对体会不到“琳琅满目”这个词的意味的，倒是“乏善可陈”这个词可以被时时运用。
我走在著名的主教大街（Calle Obispo）上。这条街是旧哈瓦那最著名、最生机勃勃的街道。它是旧哈瓦那的第一条步行街，也是第一个得到修缮的街道。在1920年的一本分类旅游指南里，书的作者将这里的露天商店比作洞穴，橱窗里摆满了“钻石、巴拿马帽子、乌龟和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刺绣及香水”。咖啡馆的橱窗里则摆满了巧克力和杏仁蛋糕，酒店里有小瓶装的俄国酒。如今，主教大街的两边大多数都是价格不菲用库克消费的商店和酒店。一般而言，游客一到旧哈瓦那，都是直奔主教大街。在主教大街上，日日游人如织，街道两边的餐馆、咖啡馆，坐满了形形色色的游客。
然而，我期待已久、在头脑里描绘过无数美妙画面的主教大街，此时正在整修，整条街被挖得乱七八糟，任何车辆无法通行。游人只有在贴着两边建筑的人行道上摩肩接踵，有些兵荒马乱的感觉。我7月3日到达哈瓦那，主教大街在修。我8月4日离开哈瓦那，主教大街还在修。我在哈瓦那前前后后住了近10天，每天都要在主教大街上无所事事地走上几趟。以至于到后来，修路的工人们都认识我了，远远看我过来，就喊：“嗨，你好，中国女人。”
古巴的人力三轮车，也被叫作taxi。蹬车的人不停地冲着来往的人小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喊：“Taxi,Taxi。”在哈瓦那的任何角落里，都有这样的taxi漂在石板路上。这样的人力三轮车，像鱼，也像鸟。说像鱼，是像鱼缸里的鱼，有处变不惊的从容；像鸟，是因为车夫们常常高高地栖息在车座上。
从主教大街往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走，我经过了位于153号的两个世界旅馆（Hotel Ambos Mundos）。我抬头望着这个5层楼的色彩鲜艳的建筑，想到海明威曾经在这里住过，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就油然而生。饭店旁边的Farmacia Taquechel药店是哈瓦那一个特别的历史景点，药店装潢精致华丽，店里的三面墙都是从地面延伸到屋顶的木质架子，架子上一格格摆满细花装饰的瓷器罐子，每一个罐子里都装有特殊的药材。右手边有一个高约1米的大型青花瓷过滤器，从前是用来装矿泉水的。现在店内依然维持传统的形式，有天然原材料制造的化妆品、保养品、药品等。
武器广场，又称卡洛斯·曼努埃尔·德·赛斯佩德斯广场，是哈瓦那最古老的广场，也是步行游览哈瓦那旧城最好的起点。在广场周围，有许多优雅的咖啡厅、酒吧和饭店。哈瓦那著名的二手书市场就在武器广场上。广场的中心，是卡洛斯·曼努埃尔·德·赛斯佩德斯的雕像，他是19世纪60年代第一次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和起义领袖。
在武器广场的浓荫之下，是一个连着一个的二手书书摊。所有的二手书都是放在一个个直立的木架上。在平摊的木架上，则大多放置着旧邮票、钱币、招贴画、旧相机和各种纪念章之类的小东西。摊主们都不会主动迎上来兜售，他们各自坐在一把椅子上，陷在树枝投下的阴影里，或者坐在木架子的后面闭目养神。看见有人驻足或者翻阅自己出售的货品，他们才会走过来细致地介绍。我走了一圈，把所有的书摊都看了一遍。最为醒目书籍，是关于切·格瓦拉的。几乎每一个书架上，都能看见切·格瓦拉迷人的笑。而在阳光的映照下，他的笑，如此生动，熠熠生辉。
在哈瓦那，在古巴，切·格瓦拉无处不在。似乎，他依然生活在这里，和每一个古巴人朝夕相处。直到现在，人们对切·格瓦拉的情感中仍充斥着一种宗教式的个人崇拜。切·格瓦拉成为了一个符号。他是苦难世界的永恒福音、理想世界的不朽预言。1977年，美国作家杰伊·坎特写出了长达65万字的《切·格瓦拉之死》，试图进入切·格瓦拉谜一般的世界。在这本书中，记录着一位战友评价切·格瓦拉的话：“他有着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冰冻。”他是“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男人”。
在这里，我的视野几乎被切·格瓦拉的大笑容所包围。从任何角度往前方的一个眼光的投射，都会看见切·格瓦拉的清澈的目光迎向你。前面的大胡子男人的摊位上，从一架老式录音机里流淌着《Hasta Siempre》（直到永远）的旋律。这支歌是古巴作曲家卡洛斯·普艾布拉（Carlos Puebla）在听到卡斯特罗关于格瓦拉即将离开古巴的讲话后写下的，卡洛斯用歌曲来表达自己对切·格瓦拉的无比爱戴和祈望。这支歌的歌名则是来自切·格瓦拉的名言“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直到永远胜利）。
拉鲁兹咖啡店是一个属于当地人的咖啡店。人们围着柜台站着喝咖啡，很少交谈。
我拿起一本切·格瓦拉的旧画册，封面上，切·格瓦拉含着一支雪茄正在大笑。我喜欢我眼前这个神采奕奕的男人。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超现实主义电影。从一个喜欢周游世界的流浪汉变成一个抽着雪茄烟的无畏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倒在玻利维亚政府军士兵冰冷而绝情的卡宾枪下，他犹如受难的耶稣，圣洁无瑕。
坐在木架后面的中年男人起身向我走过来。他衣着得体，雪白的圆领T恤，配一条泛白的牛仔长裤。他头发花白，剪着寸头，戴着一副茶色墨镜，身材匀称。“我还有很多切的明信片。”他说。说着，他递给我一叠明信片，又递给我一幅很旧且很大的切·格瓦拉的黑白照片。“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切。”他说，话语中，洋溢着满怀的深情和自豪。
我坐在武器广场一角的大树下。在我右边不远的长石凳上，有四个当地音乐家在演奏。在我的左边，坐着一对70多岁、看起来饱经风霜却不改优雅的夫妇俩。老夫妇俩对我微微含笑致意，我们却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老妇人满头银发，她蓝色的眼睛清澈而灵动。我找到手机里下载的《乐满哈瓦那》里的Chan Chan，点开歌曲，我把手机凑到老妇人的耳边。听到歌曲，老妇人的目光顿时充满了惊喜，充满了少女的那种天真和对生活的热忱。随即，老妇人合着音乐半闭眼陶醉地唱起来，还轻轻摇晃着她娇小的、看起来极其轻盈的身体。
旁边乐手听到我播放Chan Chan，立刻将他们的演奏曲目转换成了Chan Chan。他们很友好地对我点头，示意我走过去听他们弹唱。坐在右边的男子弹着Tres，看起来最年轻，也有四五十多岁了。旁边的男人闭着眼睛敲着刷着红漆的Bongo，他穿着浅蓝色缀着白花的布衬衫，戴着白色的棒球帽。再往左的乐手，年逾70了，正严肃认真地摇着红色的Clave，他的穿着最为讲究：白色礼帽、雪白的衬衫、黑色长裤，戴着黑边眼镜，穿着白色的球鞋。最左边的男人最魁梧，50多岁，戴着一顶巴拿马毡帽，握着Maraca。
像这样在古巴的街头巷尾听见的古巴歌曲，几乎都叫作SON——颂乐。它是由一个人唱，其他人应和的一种表演形式。演奏颂乐，不可或缺的乐器共有五种：Clave，那是两个硬木做的梆子，一个实心，一个空心，互相以3拍、2拍节奏敲击产生节奏，起源于古巴，几乎所有从古巴发展出来的音乐都少不了Clave的声音；Maracas是两个斛瓜，里面有许多干燥的籽，借由震动产生“沙沙沙”的声音，起源于印第安人；Guiro也是一种斛瓜，将里面掏空，表面刻上一条条横纹，再以木棍刮出节奏，是非洲乐器的一种；Bongo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小不同的鼓，演奏时，必须坐着将Bongo夹在两膝之间以手掌击出节奏，其源自非洲却在古巴发扬光大，是古巴出口最大的乐器。Tres的形状与吉他相似而体积较小，六根弦两两一对，远看以为只有三根弦。
Chan Chan在古巴非常著名，非常经典，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填词颂乐（Son），由传统乐器演奏，男生伴唱。Chan Chan最初由塞贡多（Compay Segundo）创作，曲谱最早完成于1987年，但是直到1996年才被乐队Buena Vista Social Club录制成曲，被世人所知所传唱。
Chan Chan在西班牙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位于秘鲁北部省份拉利伯塔德大区的一个考古遗址，古代奇穆王国的首都昌昌；另一个是指拉美人名。在这首歌里，Chan Chan指的是男性人名。据词曲作者塞贡多说，歌词不是他写的，而是他梦见的。歌曲描述的是一对情侣在古巴东部海岸奥尔金的海边欢乐嬉戏、互诉衷情的场面。
听手机里下载的Chan Chan跟听现场的Chan Chan到底不是一样。现场的演绎肯定没有前者完美，因为受到歌手演唱水平和乐器好坏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从现场表演流淌出来的音符，在空中自由飘浮，是可以触摸得到的。音符升上天空，在四面弥散，在不断地生长。音符被聆听的人收集起来，化作无穷无尽的怀念。它就在某个地方，在听到很久后继续着，它仍在那儿。即便是在很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他们的声音总是让我想到一种完美的姿态。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最真诚的音乐。
太阳像是复仇一般鞭打着我。我汗流浃背地穿梭在举目都是古老的殖民时代的建筑之间。古巴的酷热令我恐慌，难以描述。那种酷热让我感到自己会随时随地被撕成碎片。
在如此令人惊恐的热度下，我观察到大街上的古巴男人和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喜欢穿紧绷的衣裤。无论胖瘦，无论年轻还是人到中年，来来往往的人们，几乎个个衣着鲜艳紧绷，个个都有令人惊叹的身材。要么婀娜多姿曲线优美，要么丰乳肥臀状若圆球。不少古巴男人身材挺拔，走路昂扬，可是，却突兀地挺着一个大肚子，犹如衣服里塞了一个巨大的西瓜。在如此闷热的天气里，古巴人对冰淇淋的狂热无以复加。卖冰淇淋的商店门口总是有人排着队。烈日下，许多哈瓦那人一边走路一边吃着蛋卷冰淇淋。冰淇淋融化的速度极快，让人手忙脚乱不停地伸长舌头舔着融化后的冰淇淋。越是舔，冰淇淋就越是滴滴答答往下流。
我头晕目眩地迈着虚弱的步子在主教大街以及旁边不知道名字的街道里瞎摸乱撞。我知道，我并没有走得太远和太久，但是实际感觉却是，我如同绕了地球一圈。我只想在我晕倒之前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喝点冰啤酒或者冷饮。我想，在夏季来到哈瓦那的人，心中都只有一个目标：躲开这该死的烈日。躲开，远远躲开！
在一个拐角处，我看见了巴黎咖啡（Café Paris）。我依稀记得在我带去的一本关于古巴的杂志上，读到过关于这个咖啡馆的介绍。文章中提到，一个喜爱音乐的人，一定不要错过巴黎咖啡。这里供应咖啡，供应古巴调酒及啤酒，这里的披萨极为诱人。
巴黎咖啡里光线暗淡。整个酒吧的色彩基调为棕色：棕色木门，棕色柜台，棕色方桌椅。左边的墙边是长长的柜台。房间不小，从里到外摆着不少桌子。酒吧没有空调，天花板上有吊扇，四面墙上安装着挂壁式小风扇。一位身材匀称、干干净净的黑人男服务生，正在房间的角落里静静地调试音响。几个游客坐在柜台前的高脚凳子上喝啤酒。他们的面前已经摆了一排空酒瓶。一切都沉浸在沉寂之中。我在门口的一张方木桌前坐下，坐在这里，视角从容，把种种过往看得清清楚楚。
我要了一瓶冰冻克里斯托（Cristal）牌啤酒。一杯下去，啊，这沁人心脾的小东西。我稍稍得以整理我踉踉跄跄的思绪与跌跌撞撞的情绪。渐渐漾起的丝丝缕缕的酒意让我产生了要和围剿我的炎热讲和的欲望。我找服务生要了一个海鲜披萨。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披萨摆上桌子。披萨过于巨大令我意外之极。之前饥肠辘辘的我突然间没有了食欲。我告诉服务生，我不打算在这里用餐了，披萨我打包带走。服务生说，店里没有披萨专用的打包盒子。最后，他们把披萨切成一块一块的，用纸包了几层，装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递给我。
阳光恪尽职守：它捶打着地面、街边或新或旧的建筑和我。阳光太强了，整个城市像是处于沸腾之中。在炼狱般的日头下，我的头阵阵作痛。街边有几个高档商店有空调，我提着我的披萨躲进去透透气。商店里大多生意清淡，东西少，顾客少，陈列的商品大致处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水平。电器商店里的冰箱、彩电、空调、电扇等，都是中国生产的。我在商店里慢慢转悠，平息我的焦躁不安。
当我感觉浑身的热气消散了，我又走出去，继续无所事事的脚步。悠闲地待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所有事中最能消磨时光的。对于炽热的阳光，我也逐渐有了些抵抗力。街边一辆三轮车停在斑驳的粉色的墙边，车上是一大簇一大簇的灿烂的鲜花。面相憨厚的中年男人趴在三轮车车把上，两眼无神。看见我，他微微笑，说：“Hola”（西班牙语“你好”）。在他身后的两扇破铁门之间的破墙上，有一幅画得不是甚好的切·格瓦拉的画像。
路过一个叫拉·鲁兹（La Luz）的咖啡店。浅绿色的墙上，钉着“La Luz”的标志牌。咖啡店是典型的当地人的咖啡馆。半人多高的枣红色柜台前，站着八九个当地人。喝咖啡的人有男有女，年纪都在50岁以上，穿着非常简朴甚至是寒碜。正对柜台，是一张破旧的长木椅。木椅上，坐着60岁左右的妇人。看我进去，微笑着地对我挥手。
柜台上摆着些白色粗陶瓷的咖啡杯，杯子不够精致，倒也有拙朴的美。杯子极小，配一个白色塑料勺子搅拌赤砂糖。端上来的咖啡，说是一杯咖啡其实也就只有半杯，两口就可以喝光。柜台里站着两个穿着雪白短袖衬衫，围着黑色围裙的招待，正忙碌地煮咖啡，递咖啡，收钱。我往柜台前一站，正无声地喝着咖啡的人们立刻所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要了一杯咖啡。咖啡极为浓烈、厚重，入口润滑。45ml的咖啡1库克，不到8块人民币。我旁边站着一位60多岁女人，一件已经洗得颜色暗淡的淡黄色背心贴着她瘦弱的身体，绿色的针织裙下面，是干瘦的小腿。女人的白发凌乱蓬松，被草草地捆成一束。她有些郁郁寡欢，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脸上露出了微笑。
喝完一杯拉·鲁兹的咖啡，我内心一片平静，只想与这个嘈杂的世界和平相处。我看着我身边神情淡然的古巴人，我觉得我的脸上也浮现出他们那样的淡然。我能够感觉出，这些站在我周遭的哈瓦那人，尽管在他们的一生中曾经历经巨变，他们似乎总能做到心如止水。
回到罗兰多家，我坐在刷满绿涂料的房间里，整个身心浸泡在窗式空调那令人心悸的轰鸣之中。空调的轰鸣声让我联想到滚滚雷声，我渴望电闪雷鸣之后的瓢泼大雨。我坐在房间里那张老掉牙的木桌前，我正襟危坐慢慢地吃披萨。披萨的热气加上披萨上的奶酪，把切成小块的披萨全部黏在一起。木桌前的墙上，钉着一面梳妆镜。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飘零的感觉愈加浓烈。好在，我依然非常享受这种奇异的飘零感。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成熟的、洞悉的、明智的。独自大尺度地走南闯北，浪迹天涯，这种浪掷，就是人生一大乐事。这种奇异的飘零感会时时让我有突然而至的幸福感，让我感到幸福满足别无他求。我觉得怎么挥霍人生，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儿。我陷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获得一种禅定荒原的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