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学术活动

1937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战争时期，柳诒徵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京的形势日趋紧张。身为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首先考虑的是馆内收藏的珍贵典籍的保存问题。为了保护南京国学图书馆的典籍，柳诒徵费尽了心血，他和图书馆的同人一道，把馆内所藏的宋、元精刊本、稿本、精抄各校本，以及其他罕见善本装成十箱，又把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从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武昌范氏月楼木樨香馆收集旧藏的善本书，以及从各地收购的佳本，又装了一百箱，藏入了南京朝天宫地库当中。而另外一些较为珍贵的丛书和方志，柳诒徵又组织人员运到苏北兴化的罗汉寺与观音阁收藏。至于其他的普通图书，就只好留存于图书馆内了。南京失陷后，柳诒徵来到设立在江苏兴化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临时办公处，处理馆内事务。

1938年4月，柳诒徵曾辞去国学图书馆馆长职务，但在战事正酣、政局混乱之际，他的辞呈并没有被获准。战时迁徙到兴化的国学图书馆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政务可办，柳诒徵的学术研究也不能进行下去了。此时他的好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邀请他去讲学。于是他就去了位于泰和的浙江大学临时驻地，进行讲学活动。可惜的是，由于身体原因，他在讲授“非常时期读史要略”的第一次授课中，就晕倒在讲台上，而不得不停止讲学。病中的柳诒徵，被迫移居到乡间休养。病情好转后，随着苏北形势的吃紧和生活的艰难，当年的8—9月经长时间的跋涉，柳诒徵来到上海，不过此时的上海，也没有他的谋生之所。年底，身在病中的柳诒徵又回到了苏北，后来的一段时间，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2年10月，迁移至重庆的中央大学，他才在此安居下来，一直到抗战结束。在抗战的前期，柳诒徵基本上是在流亡中度过的，虽也有过短暂的讲学和在编译局的工作，但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以说，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导致柳诒徵的学术活动停止了6年之久。

柳诒徵一生都以文化学术为业，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从他于抗战后期在重庆的几次经历可见一斑。

据柳诒徵的学生陈训慈回忆：“1942年冬，蒋介石忽由所谓‘新生活’设想妄谋‘制礼作乐’，涂饰太平。闻及柳师夙负江南德望，今方到渝，欲延师主持所拟议之所谓‘礼乐馆’。师初闻即以老弱为辞。”[46]后来虽有学生极力劝请，但仍被柳诒徵辞谢了。可见柳诒徵之意，并不在于国民党服务。

另一件事是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课之事。当时柳诒徵的学生罗实是国民党大员陈果夫的下属，他极力劝说柳诒徵出面，为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训练班”讲课。柳诒徵也以身体不适为由而拒绝了。这说明，柳诒徵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有文人的洁身自持，但不是出于他的政治觉悟。因为柳诒徵对学术性的活动，哪怕是政府所组织的，他也会积极参加。如当时中研院所组织的“学术审议会”进行的学术会议，柳诒徵还是参加的。

1943年，柳诒徵在中央大学就任文学院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课程。在两年的时间中，柳诒徵的生活日益安定下来，1944年，他在中央大学教授了史学理论课程，后来讲义被整理出版，这就是他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国史要义》。

综上所述，柳诒徵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是艰辛的，1942年以前，在江苏、上海等地的颠沛流离，1942年以后，柳诒徵辗转工作于高校之间，虽有困难，但仍笔耕不辍，尤以《国史要义》为精，可以说，这是柳诒徵在为中国的文艺与学术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