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思想与特色

余淙由儒入医，持儒家“中庸之道”，秉“述而不作”之旨，取各家之长，兼收并蓄，选临证合用之论与方，约而综之。但又非一味尊经崇古，每证之论，均以临床为是，有所取舍。

1.推崇前人之说，但不拘泥偏执

余淙在治疗内科杂病时，深受金元著名医家李东垣、朱丹溪二人学术的影响，但不拘于一家之言，对许多病证的认识，常是同列二家，以自身临床之验，予以分析取舍。他认为“今之偏于清、偏于寒者，则宗丹溪、河间；偏于温、偏于补，则宗东垣、立斋……即如一人之疾，先后之证同，而先后之治异也，同证尚不可执，况似是而非，斯盖不明其所因，而偏执一见，视虚为实、实为虚，任意颠倒仁者之术”。余氏不偏执一家之言，不盲时医，不苛责古人，不泥于前贤。

如论“带下”病时，朱丹溪论治带下之病，认为带下之病为胃中湿热、积痰流下、渗入胞络所致，饮食宜断厚味炙煿之品。若气虚者，温补兼升举之法补中益气；血虚者，四物汤、二妙散加阿胶、贝母、香附治之。而李东垣治带下，则专主治寒，用干姜、高良姜、木香、附子、延胡索、肉桂、乌药之类。余淙则认为：带下者由湿痰流注于带脉而下浊液而成，赤属血分，自小肠来，湿热居多，治宜黄芩、黄连、栀子、二妙散、牡丹皮、当归、熟地黄、白芍；白属气分，自大肠来，湿痰居多，治宜二陈汤加天南星、川芎、香附、薏苡仁、瓦楞子、苍术、滑石。余氏推崇朱丹溪治带之法，又对东垣治带之方论予以补充，认为临证当精察之，不可偏执一见。

2.重视脉诊，辨证四诊合参

新安医家于脉法颇多研究，余淙亦在其列。余氏对当时依脏腑表里相合关系定位脉位，提出异议：“二肠，浊阴之最，乃与心肺同列，混地狱于天堂，可乎！岂有浊气上干，三焦交乱，尚可称为平人乎！”他主张应以脏腑部位的高下，小肠当候于右尺，大肠当候于左尺，三焦候于右尺，膀胱候于左尺。所谓“一尺而水火两分，一脏而四腑兼属，因心与小肠同诊，肺与大肠同诊，识者咸共非之，如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之类，不可定部位”。

临证时，注重四诊合参，以脉参病。在《诸证析疑》中，每种病证论述后多附有脉法，所取脉法之论，多参合《金匮要略》《脉经》《脉诀》《丹溪心法》等著作，认为从脉象的细微变化上抓住疾病的本质，治病多奇中。但临床施用时，脉法之取舍，须因人、因证而异，不可尽凭。如“联墅一人，得时令伤寒，咳逆殊甚，十八日不解，医以白虎加柿蒂、枇杷叶等药，咳逆稍减，得大汗，身热越甚”。余淙诊之，脉大而促，两至一止，按伤寒之论咳逆不止，热不为汗衰者死，而脉书则云：“促脉退之则生，进之则死”，“可谓进之极，较之啄虽异，重脉也”，即脉按之有神，其人神清，脉象虽重，系时令病，乃以人参、甘草、知母、贝母、黄连、栀子、犀角、麦冬治之而愈。其告诫医者，脉象不可尽凭，凡遇危证，当潜心斟酌。

3.诊病施治，反对妄用温补

明清时期，当时不少医家滋降之法相习成风，盲从古人，治疗疾病，不辨虚实，滥用寒凉攻伐之药。由于用药偏执寒凉，势必克伐人体阳气，其危害与温燥伤阴实无本质区别，当然受到不少医家的反对。随后“固本培元”之说渐起，新安医家多以汪机用参、芪温补为学。“温补”法本是为纠正时弊而设，难免出现了矫枉过正之状，当时不少医者，乱用参、芪大补元气，妄补致危。

为了警示时医，余淙提出“妄用人参，呆补致危”之说。《诸证析疑》就载有一案：“蒋村有一儿童，年八岁，得外感内伤证，其父比日用惶惶散，内有人参，遂大热作泻，日夜数十行，饮食不进。继用人参一钱，莲子二十个，大枣十枚，以为补脾之说，病益增剧”。他在“妄补致危”论中，以此案言之，认为此病本轻，因误用参、芪，激发内火而大泻，助长外火，故大热，治宜清凉之剂救之。遂用柴胡、前胡以彻其外，黄芩、黄连彻其内，厚朴、枳实、陈皮以消其滞，赤茯苓、泽泻以通其水。服用三剂，热退泻止，饮食渐进，神志渐安。

4.辨论暑病，中暑中热有别

江南一地，暑热致病尤为多见。前医多认为暑病有冒暑、伤暑、中暑之分，但对中暑、中热之证如何区别，没有统一的认识。余淙参阅各家之说并结合自身的临床所验，经过系统总结后明确提出“中暑中热，惟有虚实之分，断无动静之别”。

对于中暑、中热如何区分，金元时期张元素认为“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者，阴证；中热者，阳证”；其弟子李东垣从其说，详言“避暑热于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头痛恶寒，形体拘急。若行人于日中劳役得之者，名曰中热，其病必头痛发热，大渴而引饮”。明代王履认为：“暑热者，夏令之天行也。人或饥饿劳动，元气亏乏，暑气乘虚而入，名曰中暑；其人元气不虚，但酷热侵伤，名曰中热。其实一也。”并认为李东垣所谓深堂大厦而得头痛恶寒等症者，“非暑邪也，身中阳气受阴寒所遏而作也”。余氏认为“王氏之论，深合予心，惜于中暑中热二义尚欠明悉”。他从《素问·评热病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与《素问·刺志论》“气虚身热，得之伤暑”的论述中受到启发，认为中暑之证“盖以其人，元气本虚，暑气乘虚而入心脾二经，故有脉虚身热，面垢燥渴，背恶寒，小便秘涩等症，皆不足之证也”。

治疗上，他指出暑证当补虚清热而不可发表通里：“清暑益气汤、清燥汤、人参白虎汤，皆补虚清热之剂，而发表通里之治不得而与焉。”而中热系因“其人元气不虚，而遇此亢极之阳，先侵肌肤，渐入肺胃，故成壮热头痛，肢节重痛，大渴引饮，脉而实，此皆有余之证也”，故对中热的治疗则宜发表清里而不得补益调养，“仲景用麻黄、桂枝、石膏、知母、黄芩知母汤，丹溪用黄连香薷饮、黄连解毒汤，皆发表清里之剂，而补益调养之治不得而与焉”。并引朱肱《类证活人书》之论“中暑、中热，疑似难明。脉盛壮热，谓之中热；脉虚身热，谓之中暑”为佐证。同时吴氏认为，夏月“中暍”与“中暑”“皆以虚而受热，其证二而一者也。但暑中少阴心经、暍中太阳膀胱经，为少异耳。至于用药，皆以人参白虎汤”。

5.重视宗气，以之为人身之主

“宗气”之说源于《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曰：“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灵枢·刺节真邪》曰：“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简要概述了宗气的生成、分布、主要生理功能，而对其作用于临床则言之不多。

余淙对宗气功用相当重视，明确提出“宗气为一身之主”的观点，他在《诸证析疑》中指出：“惟宗气尤为一身之主，起自气海下一寸五分，上出于胃，输散于五脏六腑。宗气不虚，虽症重不死。凡病人危笃之际而喘息奔急者，是宗气将绝，有出无入也”。宗气的病机变化主要体现为宗气不足与宗气下陷，且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肺的影响是“膻中者，为气之海……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可出现呼吸无力，少气不足以息，语音低微，气紧，呼吸困难似喘等症状；在心则是“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可出现心悸，心痛，胸中憋闷，口唇发紫等症状。但宗气总行气血，在宗气的作用下，心肺机能达到高度的分工与合作，病理状态下，宗气也成为心肺病变相互传变、相互影响的中介。故治疗时不可偏执一脏，且临床上可形成夹寒、夹瘀、夹痰等虚实夹杂的证候，需因人制宜兼顾扶正祛邪两面。

宗气的作用，以清代医家喻昌的“大气即宗气”论颇具影响。其在《医门法律》指出：“五脏六腑，大经小络，昼夜循环不息，必赖胸中大气斡旋其间。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矣。”而余淙提出“宗气为一身之主”的观点，与喻昌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皆认为宗气对人体生命活动至关重要。迨至清末张锡纯提出“大气下陷证”之说，认为元气是宗气产生的原动力，元气从下焦气海上达于肝，经肝的升发作用到达胸中，激发心肺之阳气；肺司呼吸，呼出肺系中浊气，吸入自然界清气；心阳温煦脾土，脾主运化升清，水谷精微上奉于肺，元气、清气、饮食之气三气聚集于胸中，遂成为宗气。自制升陷汤救治。由此可见，余淙对宗气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6.论寒邪入里，终归脾胃

余淙认为，伤寒凡邪入里，脾胃主之，非他脏所传。从临床实践中，他体会到：太阳之邪入胃，则不传阳明经络；阳明经邪人胃，则不传少阳；少阳经邪入胃，则不传三阴。他还以《伤寒论》第192条、373条为佐证，“阳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192条）乃太阳之邪复返阳明胃的例证，“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373条）系厥阴之邪入阳明胃腑的例证。并以《伤寒论》用方来证明其说：“邪热入里，用大小承气汤攻之，所以导肠胃之实；寒邪传里，用附子理中、四逆，所以温脾之寒。”余氏强调寒邪入里统归脾胃之说，意在说明凡见伤寒传经，均应重视治疗太阴、阳明，并使之不再传他经。余淙此说既是对李东垣脾胃学说内容的发挥，又再次验证了“寒邪传里，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说，对《伤寒论》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7.论三阴直中，内伤多兼外感

余淙认为，“三阴之经，其经于里，其位僻，外邪安能遂伤之？”其必饮食寒冷，停滞于中，胃气已亏，不能“充卫经络”，又复不慎外感寒邪，由是邪乘各经之虚，直入于里，内外夹攻，而阴证作矣。故伤寒直中的形成是“三阴必内伤，而后邪中之”。余氏通过对《伤寒论》少阴证“麻黄附子细辛汤”中发表药与温里药的组成分析，认为该方内外兼治，即皆因其有内伤、外感二者所致。此论对《黄帝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有所证明，对寒邪直中之病有较深入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