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临证经验

余淙辨治疾病，无论外感、内伤疾病，均注重四诊合参，临证时重视辨证论治，详察病因病机和三因制宜，考虑病者寒热虚实之不同，据四诊而识证，依辨证而论治，“师其古而不泥其古”，为后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1.治疗外感温病，注重养阴清热

余淙治疗温病，在吸收刘完素以寒凉药清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热久伤阴，故治疗上注重防止阴虚情况的出现。如其在“瘟疫”中所言：“火令当权之疫，宜以甘寒之剂治之，不可以辛热香窜，益其火而枯其津也。予常治此证，多先以甘寒清解之剂投之，热退，即用四物汤以养血，稍加清热之味，而青蒿之功居多。”这一做法实有与明清温热学派甘寒养阴治温病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温热阳邪，传变迅速，往往是表里同病，先解表则里热蒸腾、专清里则寒凉遏表，邪无外达之机，因之其主张轻清解表与寒凉清里同施，所谓“温热至深，表里俱实，降之则郁，扬之则越，郁则温热犹存，兼之发扬则炎炎之势皆烬矣，此为内外分消之势也”，临证选用三黄石膏汤，以其中石膏之寒能制热，黄芩、黄连、山栀、黄柏之苦能下热，佐麻黄、淡豆豉而能发散。

2.治疗内伤，新解“七情”“六欲”

余淙在论述内伤病因时，阐述了“七情六欲”致病特点及治疗方法。余氏所论“七情”并非中医学传统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而是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所言“喜、怒、哀、乐、爱、恶、欲”；其“六欲”是指“耳、目、口、鼻、心、意”与佛教“六识”相同。明言二者皆是“神思间病”，论其致病则言“妇人得之郁而不舒，多成劳病；男子得之蓄而不解，多成膈症”，更明确指出“七情之中得祸至速者，惟怒为甚；六欲之中得患最大者，惟色为先，经曰大怒则令人暴绝煎厥，使血菀于上”。

在“七情”病的治疗上，以《黄帝内经》所主张之“大怒则令人暴绝煎厥，使血菀于上”为据，谓“得此患者，以气升血亦升，气降血亦降”，并依此而设“降气制肝汤”（当归，白芍，陈皮，厚朴，前胡，桑白皮，萝卜子，苏子，甘草，肉桂）。在“六欲”病的治疗上，据《难经》“损其肾者益其精”与《黄帝内经》“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论，制“十味回生丸”（熟地，杜仲，山萸肉，枸杞子，知母，黄柏，山药，茯神，丹皮，泽泻）。

余氏对“七情”“六欲”致病的认识，与临床十分贴切，是对中医情志病诊疗的重要补充，对现代临床诊疗情志疾病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治疗劳病，健运脾胃为先

余淙认为，“劳者，伤也，因伤而成劳者也”，并非“劳瘵”之“劳”，且劳之为病“伤脏者多，六腑间亦有之”。对劳病因的认识，认同虞抟《苍生司命》中“酒伤肺，色伤肾，思虑伤心，劳倦饮食伤脾，忿怒伤肝”之说，并特别指出“心劳”之证又是“不得意者多有之”，对心理致病因素的认识颇切临床实际。余氏对“五劳”形成与演变过程有详细论述，强调诊治当“究其始末，明在何经”。论劳病之治，明言“劳有阴虚、有阳虚、有阴阳两虚，凡气皆阳也，凡精血皆阴也”。其论治则多责精血不足之“阴虚”，而治疗以健运脾胃为先，言“卒有可治者，皆脾胃充盛、饮食多进致然”，脾胃壮健，元阳不亏，才能够“伐相火之邪，滋金水之正，随手辄效”。余氏在《诸证析疑》中对其成因做了详细论述：“脾土一旺则饮食自调，精血自生，虽有邪热，药得以制之消之，久则邪日退而正日复，此病之所以可起也。若脾胃一弱，则养血、生精、清肺之药，不无出入加减用之，而脾胃日愈损矣，将见元气下陷，虽资肾而肾不生精，虽养心而心不生血，虽清肺而肺不生液。盖元阳一亏，不能鼓舞乎诸经而生新阴补旧损也，真阴不生则邪火日炽，所谓不能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

4.臌胀之治，补消同参

臌胀之治，余淙主张以朱丹溪“扶脾补气”之法为大法。臌胀起于脾气虚损，治之当补剂，以培其根本，少加消导以祛其积，次当顺气以通其滞。有气虚者补气，有血虚者补血，有食积者消积，有夹热者清热，有痰滞者行痰，有外因寒郁内热而胀者散寒，有因大怒而郁气为胀者散气，有蓄血而腹胀者行血，实者下之、消之，虚者温之、补之。有夹热者，加清凉药以荡其邪，使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清者出头面而入四肢，浊者化微汗而行便溺，腹日消而神日旺，病斯愈矣。又兼有清肺金、滋肾水、制肝养脾之不同。余氏明确指出：“知治斯病者，清补当适其宜，不可执一自是。”

针对“臌症多有服人参而反增剧，遂致不救”者，余氏认为：“参入手太阴肺经，肺有邪热者，得参而火愈甚，故胀急日加，筋青脐出，危笃立见。”《难经》云：“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肺主出气也，肾主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邪火夹气而出，脾胃先受之，以脾胃旧有气，今得新邪，宜胀满之益甚也，故胀症必服人参。“人参必肺无热方可服，有热则不能服参，不可救也。”

5.善化裁成方，据虚实用药

余淙所撰《诸证析疑》是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综合性医著，书中所列诸病证，多为临床常见者，其论治均首分虚实，次别轻重。纵观全书，所选之方皆历代方书中平正效验者，其中32种病证的治疗中运用到四物汤加减，28种病证选用了二陈汤加减。

书中以四物汤为养阴补血之要药，无论何种病证，但见阴虚伤血者，均化裁用之，如中风证中，“属瘀血、血虚，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痰证中，“妇人郁怒，心火亢甚，津液生痰不生血，亦宜四物汤加开郁清心顺气之剂，稍兼化痰”；痞满证中，“伤寒下多则亡阴而痞者，用四物汤加参、苓、白术、升麻、柴胡，少佐以陈皮、枳壳之类疏之”。

二陈汤因其能“理一身之气，疗一身之痰”，余氏不唯在理气化痰上运用，凡症见气之不顺，或有痰阻者，均以二陈汤加减为用。如淋秘证中，“有痰者，痰热隔滞中焦，阻塞升降，气不运行，以致淋涩不通，治宜二陈汤探吐”；治郁证中，“气郁，火郁，食郁”皆以二陈汤加味。

此外，余氏书中所选频率较高者尚有补中益气汤、五苓散、四君子汤、小柴胡汤、保和丸等临床常用之剂，少有偏怪之方。凡所选方中涉及下利药、破气药，或大辛大寒之品，多在方后备注“量人虚实用之”之言，以教人活法。如胃脘心痛证中，“治痰用玄明粉，水调服或用搽面粉生炒各半，俱量人虚实用一二钱”。

6.治疗热病，反对过用寒凉

余淙此观点，与《黄帝内经》“热者寒之”之旨并无抵触，而是进一步的补充。其义有二：一则虚火或实火而体虚者，不得纯用寒凉泻火，所谓：“凡用本证药治本病，必察其虚实，实者用之无疑，虚者必加补药在内方稳。”而且补泻配合必须与病情相应，必须察情立则，务求其是。余氏以酒客为譬，“有饮之身暖，有饮之身寒，有饮数碗而不醉，有饮数杯而大醉。”其意为同是火病，亦要因人而异，不得一味使用寒凉药。二则要求视兼证而选方。如认为胃火亦有不得用白虎汤之时，若胃火渴者当用，胃火而不渴者反之，此时往往是中焦兼夹有痰，须以化痰之法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