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旁证论治

自20世纪50年代推行中医院校教育迄今，辨证论治法则已为广大中医同仁所普遍接受，以往只辨病不辨证等弊端几至悄然无存。中医师已习惯于认病、辨证（分型）、对证处方用药程式，讲求治法必须切对病证，使证与治“丝丝入扣”，强调“证同治同，证异治异”原则，体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特色。然其既定证治模式却已促成重辨证而轻论治倾向。不少医师临病，一经辨为某证，遂施以既定之某法，若不奏效，往往自责辨证之不确，较少检点论治之得失。其于临床所偶见不对证却能获效者，不探究其理，反视为乖异。其实，论治过程极其复杂，治法有常有变，远不限于“证同治同，证异治异”之内。作者探讨旁治法之想，盖感此而发。前贤曰：“人身之病，变端无穷，其治法则千态万状，有不可以一例拘者。”（《质疑录》）尝涉阅古籍，见其证此治彼、一证歧治、数证一治者颇多，遂参以临证经验，提出旁证论治之法，即旁治法，以与正治、反治鼎足，庶几补古法名目所未备。

所谓旁治，即从旁而治。对既定之证，施以与其病位相合而病性相逆之法治疗，为逆证而治，即正治；施以与其病位相合而病性相从之法治疗，为从证而治，即反治。当所施治法与病位不相合，或虽与病位相合，却与病性非逆非从时，便为旁治。如养血以祛风、理气以化痰、培土以生金等，均属旁治策略。

（一）旁治之证治关系

证与治为辨证论治之两极。证即病证，为辨证之目标；治即治法，为论治之结果。治策则为建立证治关系之津梁。证与治均可视为一种特定矢量。证矢量由病机决定，治矢量则由药物（或其他治疗措施）之性能决定。证治关系从矢量角度而言，不外三者，即相逆、相从、相旁。证治方向相反为相逆，相同为相从，方向错置偏斜为相旁。

对应于相逆、相从关系，其治策为正治与反治。如《内经》谓：“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正治之逆证而治，并无异义，反治之从证而治，却有从少从多、从真从假之别。从假即从证之假象而治，仍属正治；从少从多，则指部分用药从证之性，有反佐用药及反佐服药之例。对于从真（真正从证性而治）之反治，唯清医何梦瑶曾有论述，其直以热药治热证（见《医碥》），开真反治之法门，论治之变通性于此足见一斑。进而推究，对应于相旁关系之旁治策略，果能祛病愈疾否？求之于古贤，“旁治”二字虽未经见，而行旁治之实者并不乏其例。如朱丹溪有顺气以治痰之论，言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古方治痰饮用汗、吐、下、温之法，愚见不若以顺气为先，分导次之。”（《丹溪心法》）其言古法用汗、吐、下、温诸法，皆为祛痰而设，当属正治，而丹溪用顺气为法，由气机之通达而间接消痰，却为痰证之旁治。

由是而知，旁治策略，固与正治、反治并列而时有运用，其客观存在不应忽视。旁治既不同于正治之逆证而治，也不同于反治之从证而治，而取旁敲侧击，借重偏师。惟其如此，同一证候可用不同治法，不同证候亦可用相同治法，对某证为正治，可用作他证之旁治。主动使用旁治法，可为病证治疗开辟更广阔途径，从而令辨证论治更行深入，尤显特色。

（二）旁治之立论基础

证候乃一定病机之表征，治法之应于证候，实为应于病机，以能消去病机而愈病也。旁治法既属旁证而治，法不应证，则与病机未切，何如而愈病疗疾？究其道理，尽在整体观念之中。

1.人体一统

人体乃一有机系统，各部位之间，紧密联系，诸功能之间，相互协调，一响而多应，牵此而动彼，是则整体治疗之依据，尤为旁治之立论基础。举凡经络之维系，阴阳之相济，五脏之生制，等等，无不可据以施行旁治。例如，张景岳驳斥“左血右气”论有云：“血与气原相维……果属血虚，亦当补气，以气有生血之功；果属气虚，亦当养血，以血有和气之力；若血自血，气自气，则阴阳乖格，岂云治病之权衡乎？”（《质疑录》）此言气血互化，益气即可生血，养血即可益气。再如，周慎斋云：“补（脾胃）者不必正治，但补肾令脾土自温，谓之补，补者，补其母也。”（《慎斋遗书》）此言肾阳能温煦脾阳，温肾即所以健脾。又如，李士材有“土旺则金生，无区区于保肺；水升则火降，勿汲汲于清心”（《医宗必读》）之论，用母子相救、水火相济之理，而行培土生金、滋阴清火之法，可谓深谙旁治之妙者。

2.病因相关

诸般病因，原非孤立，其间多有关联，此亦旁治法立论所据。无论六淫、七情，或为痰饮瘀血，其为邪致病，常相呼应，证候层出。正治之法，往往应酬不暇，此时可正治其一而旁治其余。如风火兼证，可只祛其风，使火无相煽，其势自折；或只清其火，使风无附炎，其力自散。燥湿相兼，专化其湿，寒湿相异，只散其寒，令无狼狈相依，可望尽除。其中祛风之于火证，清火之于风证，化湿之于燥证，散寒之于湿证，皆属旁治之例。正所谓“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医学源流论》）。六淫而外，凡七情之胜制，痰饮之转化，等等，亦可辟出旁治之门径。

3.正邪对立

正之与邪，相对而立，攻之与补，虽反有成，利用其间关系，可施行旁治。邪正对立于证候中表现为虚实错杂。实证以祛邪为正治，虚证以扶正为正治，不祛邪而扶正为实证之旁治，不扶正而祛邪为虚证之旁治。古人多有论及此情者。如张景岳曰：“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阳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类经》）又如，周学海借鉴前人补泻经验，倡论补泻常变曰：“有正补、正泻法，如四君补气，四物补血是也……有以泻为补，以补为泻法，如攻其食而脾自健，助其土而水自消是也。”（《读医随笔》）可见，从正邪关系而施行旁治，亦有广阔领域。

（三）旁位而治与旁性而治

旁治法既与证候未切，可否忽略辨证？恰恰相反，旁治法更须以辨证为依据。只有确切辨证，掌握病机趋势，方可治分逆从，法行旁正，相机而用，用之得宜。

1.证具三要

病证具三要，曰证位，曰证性，曰证时也。证位者，病变部位，所以指示证候发生处所之在脏在腑在经在络也；证性，病变属性，所以判别证候之属寒属热属虚属实也；证时，病变时相，所以标志证发时态相位之当春当夏及昼夜晨昏也。例如，眩晕者届春而发，辨证为春发肝阳上亢，其证位在肝，证性阳亢，证时当春。又如，喘证隆冬必作，辨证为肺失宣肃，肾不纳气，其证位当肺与肾，证性为阳虚气逆，证时在冬。诚然，证位有窄泛之分，证性有显隐之别，证时有久暂之异，至于某些复杂证候，不必作如此区分。将证分解为三要，可从中认识不同治策之特点：正治为当位、逆性、即时而治；反治为当位、从性、即时而治；旁治则属旁位、旁性、旁时而治。

2.旁位而治

治法理应针对证位，当治法不宜针对证位时，不得已方取旁位而治。周学海尝有斯论：“虚处有邪，则补虚之药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补母泻子法，殆起于此。如肺气虚，而又有风热或痰饮之实邪，此宜补脾而攻肺，不得补肺与攻肺并用也。”又曰：“病在气分，而虚不任攻者，补其血而攻其气……不致连邪补著矣。”（《读医随笔》）此外，周慎斋、李冠仙、王旭高等医家，亦曾提出不少旁位而治理论，可谓俯拾即是。不难体会，旁位而治乃于明确辨证、确立治法之后，选择与该证位相关之其他部位而施以相应治法。旁位而治运用甚广，五脏之间，可因五行生克而行旁治；脏腑之间，可由表里经、同名经、母子经关系而行旁治；他如气分血分、阴分阳分、脏腑经络之间亦皆能互用旁治。

3.旁性而治

若所用治法与病机性质相偏，便为旁性而治。正邪对立，病因相关，病机维系，均能成为旁性而治之路径。从证治关系以观，旁性而治常表现为寒不用温、热不用清、风不用散、湿不用利、虚者不补、实者不泻等形式。例如，《寿世保元》载：“伤寒大热，累用寒凉疏转，其热不退，但与调和胃气，自然安愈。”热证而不用清法，反用和中之法，盖系旁性而治之典则。

此外尚有旁时而治，乃指不作即时治疗，却于证发前后施以治疗。此处不作详论，将于后文先后论治之内叙述。旁位、旁性、旁时，仅为旁治法之理论划分，临证时或用其一，或用其二，或复合使用，或与正治合用，则须相机而行，灵活掌握。

（四）旁治之运用时机

正治反治，用各有时，此即《内经》所谓“微者逆之，甚者从之”。而于旁治策略，亦当明辨其运用时机。要之，任何证候，总以正治为恒常之策；从治与旁治，终属权宜之计，实不得已而用之。据前人论述及作者体会，旁治之用，殆见如下时机。

1.正治不宜，姑施旁治

程芝田谓：“在表宜散，须审其不宜散；在里宜攻，须审其不宜攻处。寒当宜温，须审其不当温；热者当清，须审其不当清处。虚者当补，须审其不可补；实者可泻，须审其不可泻处。”（《医法心传》）此明言正治多有不宜之时，当此之际，正可起用旁治之法。如遇表不宜散，可与和营强卫；里不宜攻，可用外治经络；寒不当温，可设益气和阳；热不当清，可施养阴增水；虚不可补，可进补母之剂；实不可泻，可荐泻子之方。此仅举例而言，至若临证运用之妙，更有旨趣难尽者。

2.正治未应，改从旁治

正治不宜，固须旁治，亦有正治非不相宜，但久治不效，仍当改弦易辙，从旁治中求变通之法。周慎斋谓：“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治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甚多。”（《慎斋遗书》）此言治脾调中可作诸多病证旁治之用。脾胃既健，水谷给养精血，正气充足，邪气避却，故其病见轻减或痊愈。他如诸证正治不愈，求之补肾法，或求之化瘀法等，亦属此类。

3.正治不逮，求之旁治

正治非不宜不应，惟其力有不逮，不敷于用时，亦当求助于旁治。张景岳于 “论肝无补法”中曰：“凡此皆肝血不荣也，而可以不补乎？然补肝血又莫如滋肾水。”（《质疑录》）是则肝血虚直补肝血，无如旁补肾水有效，兹从乙癸同源、精血互化之机而行旁治。汪绮石则曰：“有形之精血不能速生，无形之真气所宜急固，此益气之所以切于填精也。助衰甚之火者，有相激之危，续清纯之气者，有冲和之美，此益气之所以妙于益火也。”（《理虚元鉴》）是则精亏填精，火衰补火，未必得力，皆不若从旁益气。兹从气血相生、气能固精、气可助阳之机而行旁治。

4.正治之末，继以旁治

《内经》有“衰其太半而止”之治策（《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病去强半，余者不假药治，而委以“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是诫人当知约制，进止有度。后世医家秉承其旨，又有发展，认为食养而外，亦可进旁治之药。如怀远谓：“热者清之，及半即止，继以益阴；寒者热之，大半即安，继以调和，此机之从权者也。”（《医彻》）正治及半辍药，是防过用伤正，然邪终未尽，食养犹嫌渴近井远，故继以养阴与调和。盖养阴即增水，固可清热，调和而达气，原能散寒。正治于前，旁治于后，俾邪尽而正安，了无遗弊。

5.料证将发，先行旁治

旁治策略尚可试用于预防疾病。一般而言，六淫、疫疠之将行，先予旁治，以杜绝发病，或虽发病而能减轻病情，有防微杜渐之功。诸如风寒之将行，先事益气强卫；燥热之将至，先事养阴和营；暑湿之未著，先事健脾调中，等等，均可酌情而用。

掌握治疗常变，为论治过程之关键。正治为治疗之常，反治为治疗之变，医所共知。本处则于正治反治之外，另立旁治一法，古籍中有其理论渊薮可察，临证试用，常能出奇制胜，可补正治反治之未及。然此旁治法初经立论，未臻完善，仍须不断借鉴古法而耕耘临证，俾能推广运用。

（五）旁治案例

■通腑法治肝阳眩晕：

张某，女，58岁，退休教师。1984年5月12日初诊。患原发性高血压病十余年，常觉眩晕胸闷，心电图提示有左室肥厚，虽屡用中西药物而血压总难降至正常。近来眩晕较重，兼见耳鸣，头痛而胀，不耐烦劳，急躁易怒，面时潮红，入夜少寐，大便微干，口苦而黏。舌质红，苔薄黄，脉弦，寸大于尺。目前仍服复方降压片，日三片，测血压180/110mmHg。认是肝阳亢盛，挟胆火上逆清空。议平肝潜阳清火法。原服降压药暂不停用。疏方：

天麻9克，钩藤12克，怀牛膝30克，石决明30克，黄芩9克，茯苓15克，生龙骨30克，生牡蛎30克，玄参15克，夜交藤15克，菊花10克。5剂，水煎服。

5月24日二诊。服药后唯口苦有减，夜寐稍安，而眩晕并无改善，测血压176/100mmHg，脉舌如昔。罹病既久，料难速效，必假之时日，仍与原方，并加制大黄9克，冀上病下取。5剂，水煎服。

6月3日三诊。病人欣然相告，言只服一剂，夜间大便七、八次，稀溏如泻，腹中微痛，翌日顿觉清爽，眩晕若失，仅觉乏力。因见所余五剂与第一剂品味不同而未服，所喜者自测血压竟已正常，乃停服降压药。此诊欲索第一剂方药。盖二诊药实只五剂，因药房惯于将大黄另包而未及交代，病人误作一剂服下，其量达45克，故致泻如此。测血压130/90mmHg。脉细，舌苔薄白。虽获偶效，终系误得，不敢与前量，却以小承气法探之：

制大黄（同煎）15克，厚朴12克，枳实12克，当归10克。3剂，水煎服。

服药后未再致泻，仅得稀便日一次，眩晕未发，血压基本正常。随访两月，俨若无病。

■肃肺健脾法治肝气胁痛：

罗某，女，45岁，汉族，工人。1988年3月10日初诊。右胁肋疼痛三年，每于情志波动时发作，厌食油腻，曾作B型超声等项检查诊断为慢性胆囊炎，给服消炎利胆片，胁痛稍减，但每致头痛、恶心，遂不敢服，后曾服中药多剂，未见好转。诊其脉弦细，舌质前红，舌苔薄白，询知素间每多郁闷，二便尚调。断为肝气郁结之证。检示前方，乃柴胡疏肝散合旋覆花汤化裁，与证候凿凿相对，无可责处。遂虑当用旁治，依古人“隔二”治法，直取脾肺，应手为慰。疏方：

苏梗9克，旋覆花（包）12克，杏仁9克，半夏9克，白术15克，太子参30克，陈皮6克，茯苓15克，泽兰12克，升麻3克，枳壳6克，焦三仙各6克。3剂，水煎服。另与香砂六君子丸2盒。

3月21日二诊。前药服竟，食饮大开，胸次舒畅，胁痛渐减，面有喜容。脉仍细弦，舌黯苔薄白。效不更方，再进5剂，并与启脾丸六盒。

半年后得知，病人胁痛已除，常自服启脾丸，未见复发。

■健脾和中法治关节痛：

陈某，男，52岁，汉族，干部。1991年8月23日初诊。四肢关节疼痛有年。曾就诊于多家医院，或以风湿性关节炎拟诊，或以风寒湿型关节痛见治。给服中西药物甚众，不惟疗效无显，而关节酸痛复延至腰骶，双踝午后每见浮肿，并觉头晕目眩，乏力日甚，且致胃脘胀满或痛，饮食渐少。查胃镜提示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病变。又增服治胃西药，胃痛或平，而胀满纳呆如故。诊其脉，六部小弦，关上微滑，舌黯红，边现齿痕，苔白而根腻。遂处以疏风通络之方：

羌活15克，独活12克，白芍30克，秦艽12克，桑寄生15克，杜仲10克，天麻10克，防风10克，络石藤10克，细辛3克，砂仁8克。5剂，水煎服。

8月30日二诊。服药后竟无反应，关节痛未减，纳食钝滞，脘胀依然。病人出示此前所服中药，云供参考。见其移医多家，方药虽有变化，而无论汤剂或成药，俱为祛风除湿、活血止痛等类，与仆首诊处方略同。若继用上法，假以时日，或可小效，而病人岂能耐久无烦？倘加大药量，有望镇缓其痛，然中气本弱，胃家气滞，食已厌之，安能纳药否？思忖再三，终少良策。忽转念一想：与其继用收效无望之药，孰若专以调其中焦而增其体力。遂与益气健脾和中方：

炒白术30克，枳壳12克，黄芩10克，半夏10克，厚朴15克，太子参30克，西洋参6克，茯苓15克，砂仁8克，木香10克，白芍30克，炒麦芽30克。3剂，水煎服。隔日一剂。

1991年9月8日三诊。三剂药后，胃脘胀痛尽除，并停服西药，尤为可喜者，其关节之痛亦得缓解，又自行取药3剂，每日一剂，亦已服竟，欲求再用原方。功出所望，宁无心怡。仍与原方，只加天麻（打碎）10克。5剂，水煎服。

其后又复诊数次，均以是方加减，间或停药数日，计三阅月而中气安和，四肢腰骶之痛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