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徵《时务策》的卷数与构成

关于魏徵的著作，《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中著录有《次礼记》（即《类礼》）二十卷，卷五十八中著录有《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祥瑞录》十卷、《列女传略》七卷，卷五十九著录有《谏事》五卷、《群书治要》五十卷，卷六十著录有《魏徵集》二十卷、《时务策》五卷等。

关于《谏事》和《时务策》，宋代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一《艺文志》“唐魏徵《谏事》《谏录》《时务策》”条中有如下记载：

《志》杂家：魏徵《谏事》五卷。（旧《志》同）别集：《徵集》二十卷。又《时务策》五卷。（《书目》：《时务策》一卷，凡答问百篇）

“《志》杂家：魏徵《谏事》五卷”指《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儒家类中的魏徵《谏事》五卷。“旧《志》同”指《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杂家类中记载的“《谏事》五卷（魏徵撰）”。因此，《谏事》五卷确由魏徵本人所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载：“（魏）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据此可以确定，魏徵本人记录过“谏诤言辞”。

此外，注释里的“书目”是指《中兴书目》（《中兴馆阁书目》）。据此可知，魏徵《时务策》有一卷本和五卷本两种。《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别集类”载“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卷十二“别集”载“魏文正公《时务策》五卷”。“魏文正公”指的是魏徵，“正”字是为了避宋仁宗赵祯讳而改“贞”为“正”。《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子部杂家类”中也有“魏徵《时物（‘物’为‘务’之讹）策》一卷”，《通志》卷七十《艺文略》“策”中有“魏郑公《时务策》一卷”。(5)大宰府史迹中出土的“特进郑国公魏徵时务策一卷”应该是此一卷本。

藤原师通（1062—1099）《后二条师通记》宽治五年（1091）七月条载：

十四日辛未，晴。自殿下（师实）以有信（藤原）朝臣御堂（道长）御书《时务荣（策）》三卷（注不见）、《抱朴子》七卷、《词林》十卷（诗）所借给也。(6)

可知，藤原师通从父亲藤原师实处借了藤原道长所藏的《时务策》三卷。如东野治之所言，此处的“时务策”当指魏徵《时务策》。(7)

此外，同书宽治六年（1092）十二月二十九日条还有如下记载：

廿九日丁丑，晴……昨日，《琵琶谱》十卷返上已毕。又《仪礼注》《时务策》二卷所下给也。(8)

即第二年十二月份又借了《时务策》二卷。推测其可能是同样“注不见”的二卷。从中可知藤原师通一共借了“注不见”的《时务策》五卷。从“注不见”三字的注释来看，藤原道长所藏的《时务策》五卷应该是没有“注”的。即《时务策》五卷本原是有注释的，但是藤原道长的所藏本没有注释。

镰仓时代初期的僧侣觉明（生卒年不详）所著的《白氏新乐府略意》卷上载“《时务策》注云”，《和汉朗咏集私注》卷一春部柳条亦载“《时务策》注云”。其中的“时务策”是指魏徵《时务策》(9)，故可以推测带注释的魏徵《时务策》一直到镰仓时代初期尚且存在。

因此可以推测，魏徵《时务策》的一卷本是无注本，而五卷本是有注本。(10)这种情况与杜嗣先《兔园策府》是一样的。唐龙朔元年（661）至乾封元年（666）完成的《兔园策府》本来是只有十卷的文例集，但在后来加入注释后就变成了三十卷。(11)

上述《玉海》卷六十一《艺文志》载：“《时务策》一卷，凡答问百篇。”可知，魏徵《时务策》由“答”和“问”组成，共计一百篇。而且，唐僧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条载：

唐特进郑公魏徵策，有百条。其一条曰，问：“经佛兴行，早晩得失。”答：“珠星夜陨，佛生于周辰；白马朝来，法兴于汉世。故唐尧虞舜，靡得详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则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纳须弥于芥子之中，覆日月于莲华之下。法云惠雨，明珠宝船，出诸子于火宅，济群生于苦海。砮得砥，则截骨而断筋；车得膏，则马利而轮疾。诚须精心回向，洁志归依。宜信传毅之言，无从蔡谟之议。”

其中“唐特进郑公魏徵策”是指魏徵《时务策》。据此可知，魏徵《时务策》有一百条（篇），采用引经据典，且为问答形式的四六骈俪体。

上述的引用是关于对佛教认识的对策文。虽然现在已无法得知魏徵《时务策》全文的主旨，但可以推测，其是由关于“佛法”“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廉洁、贪欲”“游学”“贫苦”“善人、忠臣”“隐士”“祥瑞”等的对策文所构成。

这样的构成与敦煌文书残卷中现存的对策文集《籝金》相类似。李若立《籝金》共五卷，每卷二十篇，共计一百篇，有夹注。从现存的内容来看，卷一有帝德篇、东都篇、功臣良将篇、忠谏篇等，卷二有隐逸篇、明德篇、仁孝篇、父母篇等，卷三有佛法篇、南蛮篇、北蕃篇、元戎篇、盗贼篇等。(12)此外，大日奉首名于庆云四年（707）九月所作的对策文中有提到“立身之道，既显之《屑玉》；对策之理，又表之《籝金》”（《经国集》卷二十所收），可以看出，《籝金》在日本广为人知。第八次遣唐使是于庆云元年从唐回国的，故《籝金》应该是在庆云元年以前业已成书，与魏徵《时务策》几乎是同时代完成。(13)

但是，东野治之认为，《时务策》的全部内容虽然是由魏徵所写，但从魏徵的为官经历来看，很难认为其既是《时务策》的出题者又是解答者，因此应该将《时务策》看作是他人编集的“魏徵所著的时务策例文集”。(14)

确实，从上文所提及的崇佛内容来看，《时务策》可能为魏徵侍奉唐太宗之后所撰写。但是，该策问是关于武德年间傅奕和法琳的佛道论争。皇太子（皇储）李建成曾将僧侣法琳《破邪论》上呈皇帝，对“废佛论”持批判态度，主张应皈依佛教，将佛教与周孔的儒术和老庄的玄风一视同仁。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上卷中，武德九年（626）春三月，李建成针对高祖的废佛旨意进行了以下叙述：

虽有周孔儒术，庄老玄风，将欲方兹，迥非伦媲。其有世代贤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无乖敬仰……自有威仪、具足志等明珠，戒行不亏，心同洁玉……今责如来降罚以息奸。非但佛性慈悲，法门平等。无彼无此，无我无人。绝爱忘憎，情同巨海。厌之者，不生吝想；患之者，不发恚心。以此而详，昭然可验。且商均生于舜舍，丹朱长自尧宫。二子虽复非人，犹不亏两君之圣。今忽因愚僧之过，欲毁尊像之形。进退商量，理为未可。

对比可知，李建成的主张与上述《广弘明集》所引魏徵《时务策》中的对策文的主旨是一致的。

值得关注的是，《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条载：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释门，潜图芟剪，用达其鄙。武德之始，上书具述。既非经国，当时遂寝。奕不胜其愤，乃引古来王臣诽谤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抄于市卖，欲广其尘。

武德七年（624），傅奕引用诽谤佛教的蔡谟等“古来王臣”二十五人的废佛论，编纂《高识传》，宣传废佛。僧道宣批判蔡谟诽谤佛教的言论时，引用了上述魏徵《时务策》佚文。因此，《时务策》由当时站在崇佛派李建成一侧、担任太子洗马的魏徵所撰也符合史实。

此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别集类”中“魏徵《时务策》五卷”七字前载有“卢铤《武成王庙十哲赞》一卷、李靖《霸国箴》一卷”，后载有“郭元振《安邦策》一卷、刘蕡《策》一卷、王勃《舟中纂序》五卷”，故“魏徵《时务策》五卷”应指魏徵本人撰写的《时务策》五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载：“至（武德）三年，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同卷《欧阳询传》亦载：“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从中可以看出，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广聚文人，开办文学馆，组织编撰了《艺文类聚》一百卷等作品。基于此，太子李建成聚集魏徵等文人，并让其编撰《时务策》这样的类书也合乎情理。换言之，魏徵在隋末唐初特别是作为皇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时期编撰了《时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