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略论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及其影响
明中都之营建与罢废，是明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凤阳当地的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尤以王剑英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利用在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近六年的时间，寻访明中都遗址，撰写《明中都》的专著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534]，不仅论述了明中都的营建与罢废，而且阐明它的历史沿革、设计规划、建筑雕刻艺术及建筑物的变迁情况，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明中都之营建与罢废及其影响谈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朱元璋的错误决策与明中都的营建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后，马上就面临着在何处建都的问题。
朱元璋是在应天就皇帝位的，应天既是他借以发展势力的基地，又有他当吴王时奠定的宫阙，自然成为他选作都城的对象。早在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从濠州率兵南略定远，冯国用与其弟冯胜在妙山归附。朱元璋征询天下大计，冯国用即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后命将四征，天下不难定也。”[535]
龙凤八年（1362）六月，当大宋政权丢失汴梁（今河南开封），北伐中路军和西路军均告失败，东路军也丢掉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今山东青州），使朱元璋失去北方的屏障之时，浙江临海儒士叶兑又上书建议：“宜北绝李察罕（察罕帖木儿）之招诱，南并张九四（张士诚小字九四）之僭据，督方国珍之归顺，取闽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536]朱元璋身边的文武大臣大多是淮西子弟，他们留恋乡土，更希望把都城定在靠近家乡的应天。但是，有些儒士并不赞成这个方案，他们“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537]。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形势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十分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538]，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军队，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所历年数不久”[539]，这也很不吉利。所以，他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率领北伐军攻取了山东、河南，“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540]。四月，朱元璋前往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就地对这个城市做了一番考察，觉得开封地处中原，“四方朝贡，道里均适，父老之言，乃合朕志”[541]，决定在此建都，但感到这个城市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542]，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初一，便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543]。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携后妃、太子逃奔塞北。面对这种形势，仍以开封为都城是否合适呢？八月下旬，朱元璋为部署向秦晋进军的军事行动，又亲至开封，连带对这个城市进行第二次考察，“意在建都以安天下”。据朱元璋亲撰的《中都告祭天地祝文》载，他到开封一看，觉得此地“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中原地区原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遭受兵燹的破坏也最严重，田野荒芜，积骸成丘，道路榛塞，民生凋敝，如在汴梁建都，所需的劳力、物料还得从外地调入，但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老百姓也承受不了。于是“遂议群臣”，让大臣们展开讨论，看看究竟在哪里建都合适。这些大臣多是淮西人，希望能衣锦还乡，便提出在临濠建都的建议，“人皆曰‘古钟离可’”[544]。钟离原为春秋小国，秦置县，治今安徽凤阳县东板桥境内，元代为濠州州治。吴元年（1367）朱元璋改濠州为临濠府，钟离仍为府治所在地。群臣所说的“古钟离”，即指临濠。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记载不可靠，是把以临濠为中都的决定推给了群臣，而自己却没有半点责任。其实，这里说的是群臣提出的建议，而最后决策的责任，是朱元璋自己，朱元璋本人并不否认，这在后文还要说到。尽管群臣提出了在临濠建都的建议，但未等朱元璋做出决断，洪武二年八月明军已平定陕西，将北方的大片地区纳入明朝版图。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建都地点是否也应进行适当的调整呢？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进行讨论。许多大臣鉴于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然主张在中原建都，“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回答说：“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认为大臣们的话虽然都有道理，却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他决定以应天为都城，同时接受淮西勋臣的建议，在临濠营建中都，说：“今建业，长江天险，龙蟠虎踞，江南形势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在临濠建都，本来就是淮西勋臣的主意，他们自然都表示赞同。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便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545]。
营建明中都的诏书颁布后，明廷开始准备营建中都。朱元璋下令设立行工部，具体负责营建工作[546]，并命退休的丞相李善长和汤和、吴良及工部尚书薛祥等前往督工[547]。中都的城址，定在临濠府城西而偏南20里的高亢坡地上。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殿坛的建筑都很华丽，如圜丘、方丘、日月社坛、山川坛及太庙都“上以画绣”[548]，连石构建筑也要雕饰奇巧。比如宫阙前的“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549]。为求坚固，一些建筑的关键部位要求灌注熔化的生铁水，如“城池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550]。在中都的营建过程中，临濠屡次改名，并不断扩大管辖范围。洪武六年九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551]，“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552]。七年八月，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置凤阳县[553]，“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554]，府治随之从临淮迁至凤阳。在中都营建期间，先后划归中都管辖的共有寿、邳、徐、宿、颍、息、光、六安、信阳、泗、滁、和等12州和五河、怀远、定远、中立（后改为临淮）、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璧、颍上、泰（太）和、固始、光山、丰县、沛县、萧县、盱眙、天长、虹县、全椒、来安、凤阳等24县[555]，几乎包括了整个淮河流域。
对以凤阳为中都的决定，较有眼力的一些大臣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洪武三年七月，中都营建工程开始不久，吉水儒士胡子祺应征至京，考选拜为监察御史，即曾上奏：“天下胜地可都者四：河东高厚，控制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江淮，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汉尝都之，然嵩、邙诸山非崤、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泾、渭、灞、滻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耸诸侯之望，系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556]朱元璋虽然点头称“善”，但并没有采纳。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刘基致仕还乡，临行之前更对定都凤阳直接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557]朱元璋仍然听不进去。
朱元璋之所以拒绝胡子祺、刘基等人的意见，并且一反他历来“崇节俭”“戒奢侈”的做法，“官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558]，“处富贵正当抑奢侈，弘俭约”[559]的主张，要求把中都建造得非常宏伟华丽，这是因为“圣心思故乡，欲久居凤阳”[560]。洪武六年二月，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尚书陶凯向皇上请示：“他日合祭，以何主居上？”他回答说：“以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561]后来，洪武十六年凤阳的大龙兴寺建成，朱元璋亲撰《龙兴寺碑》，谈及建寺的经过时，又说：“洪武初，欲以（凤凰）山前为京师，定鼎四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寺）焉。”[562]可见，他是准备在中都建成之后，把都城迁去，以便在家乡长久居住的。其实，凤阳并不具备建都的经济、地理条件。在起义初期，当郭子兴准备在滁州称王时，朱元璋曾出面劝阻，说：“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563]凤阳也不比滁州好到哪儿去，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形势曼衍，无险可据，加上土地贫瘠，商贾不集，更不是理想的定都之地。朱元璋之所以接受淮西勋贵的建议，决定在家乡建都，实出于安土重迁、留恋乡土的小农意识。
明中都的营建，以《周礼·考工记》为准则，来确定其基本布局。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制，都城应该是正方形。洪武五年正月二十日，“定中都城基址，周围四十五里”[564]。据王剑英先生的考证，最初设计的这个中都城呈正方形，皇城居中，东西对称。但这样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把东边的独山和西南的凤凰嘴山都留在城外，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可据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不利于城里的防守。后来便在施工中做了修改，把中都城的东城墙向东推移到独山东侧，又把西南的城墙向南突出一角，整个城墙扩展至“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565]，将独山和凤凰嘴山都包在城内，使中都城呈扁方彤之状[566]。
由于中都城的东城墙东移，原本处于城中央的皇城便稍偏西。它建在凤凰山正南的缓坡上，“席凤凰山以为殿”[567]。宫阙继承南京吴王新宫的设计，正殿为奉天殿，后为华盖殿、谨身殿，左、右为文楼、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内宫，两侧序列六宫。皇城四周建有一道“周六里”[568]的城墙，用砖石修筑，四面各开一门，前为午门，后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垣的四角，均建有角楼。皇城外面，筑有一道禁垣，“枕山筑城”，周长“十有四里”[569]，用砖石修筑，把凤凰山主峰及其相连的万岁山峰也都包绕在内，使宫阙显得气势雄伟。禁垣也开有四门，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官署及太庙、社稷坛，都建在皇城外面这道禁垣之内。最外面的中都城，是百姓、商贾的居住区，有街有坊，城垣用土筑成，原计划开12座城门，到洪武八年建成9座，即正南的洪武门；两侧的南左甲第门、前太甲第门；北墙的北左甲第门、后右甲第门；东墙正中的独山门，北边的长春门，南边的朝阳门；西墙的涂山门。从洪武门经承天门至午门再经玄武门再到已规划而未建的中都城正北门，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其中，从洪武门到午门的一段长达三里多，与中心御道叠合在一起。城内外的主要建筑，皆是南北对称，或以中轴线为界呈东西对称的格局。
中都城池宫阙的规划建设，继承中国传统的京城包括元大都和洪武初年的南京之制，但继承之中有创新。例如太庙和太社稷的配置方式，唐代的长安是分置于皇城的东南、西南隅，元代的大都是分置于宫城之外的左右两侧，朱元璋营建吴王新宫时是分置于“皇城东北”“宫城西南”，显得过于分散。中都把太庙、太社稷分别置于午门之前中轴线的左右两侧，不仅更突出中心御道的地位，同时也更突显儒家“帝王受天明命”的思想。太庙、太社稷这种新的配置方式，后来改建南京和永乐年间营建北京都继续加以沿用，而“建为一代之典”[570]。
营建中都的诏书颁发后，经过选择地址、制定规划、调集材料、征调劳力，大约于洪武三年正式开工营建。至洪武八年四月，除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未建外，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571]，一座崭新的都城已粗具规模，在皖东大地矗立起来了。
二、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与明中都的罢废
洪武八年三月下旬，朱元璋得知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的消息，决定亲自前往“验功赏劳”。四月初二，他兴冲冲地动身离开南京，当天到达滁阳（今安徽滁州），“乘春之景，踏青西郊”，并在醉翁亭下“醴泉备酒”，畅饮一番[572]。十五日到达凤阳，一面督工、验工，一面亲祭皇陵，并遣官代祭常遇春，命李文忠代祭外祖父扬王。不料，当他来到“大内之正中”的奉天门时，却发生了服役工匠的“厌镇”事件——“帝坐殿中，若有人操兵斗殿脊者”[573]。厌镇又称压胜，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所憎恶的人或物。这个事件，反映了工匠对工役繁重的强烈不满情绪。
原来，为了营建中都，明廷从各地征调了大批人力。当时工部所辖“将及九万”[574]的工匠，几乎都在中都做工。除了这些专业工匠，参加中都营建的还有几十万士兵、民夫和罪犯。据记载，洪武五年八月，朱元璋曾令吏部尚书吕本、户部郎中万镛会同行大都督府官给参与营建中都的临濠、怀远、皇陵、长淮四卫军士分发7万件棉袄[575]。六年三月，又“诏于临濠造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定远、怀远二十一卫军士营房三万九千八百五十间”[576]。成化《中都志》又记载在中都设置的卫所：“国初有金吾、左羽林、左虎贲、左骁骑、左龙骧、兴武、兴化、和阳、雄武、钟山、定远、振武等卫。既定鼎金陵，后皆革调。”[577]通过这些史料可知，参加中都营建的除了设在本地的濠梁、定远、怀远、金陵、长淮等卫，还有原设在南京的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威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和阳、振武等卫，合共26卫。如果按照洪武初年每卫万人的编制来推算，则有军士26万人；如果按照洪武七年八月规定的“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578]来推算，也有军士14万余人。当时，朱元璋还曾下令，将罪犯发往临濠屯田或做工，如洪武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579]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和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580]后来，“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到洪武九年竟“至万数”[581]。如果加上谪屯凤阳的其他罪犯当有几万人。此外，从各地移至凤阳屯田的移民数量也很大，如吴元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582]，十二月“徙方（国珍）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583]；洪武三年六月令苏、松、嘉、湖、杭五县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徙者凡四千余户”[584]，六年十月徙山西弘州等州县民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585]，而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是洪武七年迁移江南民14万人[586]至凤阳屯田。这些移民的数量达二三十万人，他们除种田纳粮，还要为营建中都提供夫役。临濠在战争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工役又极繁重，做工的工匠、军士、民夫、罪犯的生活都苦不堪言。当时待遇最好的要算军士，官府有时还赐给棉袄和粮食，但他们“盛署重劳，伙食失节，董其役者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以致“多以疫死”[587]。至于待遇最差的罪犯，处境更是悲惨，“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588]。这些军士、工匠、民夫和罪徒的心中，郁积着一股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工匠便在朱元璋视察的殿脊上搞了据说可以招来神鬼作怪的“厌镇法”，以发泄他们心中的积怨。
案发后，朱元璋下令“尽杀”搞“厌镇法”的工匠，但营建工匠对繁重工役的不满情绪，仍然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他清楚地记得，吴元年四月，为了拓建应天城，徐达令江南各查验民田，征砖瓮城，曾引起上海农民的反抗，3万多农民拿起农具，在钱鹤皋的率领下，攻破松江府治，捕杀知府苟玉珍[589]。在灾荒连年的元末，元廷征发17万军民修治黄河，激起农民大起义的情景，更是不时浮现在朱元璋眼前。他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元朝统治刚被推翻，民困未苏，而统一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就决策营建中都，并要求建得雄壮华丽，是个重大的失误。离开中都之前，他在圜丘祭告天地，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皇天后土请罪：“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590]
四月二十九日，朱元璋闷闷不乐地回到南京，又得知刘基已经去世[591]的消息，心情越发沉重。刘基是在当年正月吃了左丞相胡惟庸所派医生下的毒药，三月间被朱元璋送回南田老家养病的。乾隆《凤阳县志》云：“《刘基传》：基有妻丧，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基临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罢建中都，盖因基之奏云。”（清光绪二年刻本）王剑英先生认为，“这个说法不过是出于揣测附会，并不确切”。他将工匠的“厌镇法”事件拔高为“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认为“罢建中都的根本原因是爆发了得到广泛支持和同情的工匠的反抗斗争”[592]。但得知刘基的死讯，还是让朱元璋想起刘基临还乡之前所说的“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的忠告。刘基反对在凤阳建都，虽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但朱元璋却从刘基被毒死这件事看到淮西勋贵势力的膨胀，为自己的皇权深感忧虑。
朱元璋在起义期间，主要是依靠同自己有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打天下的。登基之后，他对淮西将臣采取优待、重用的政策，不仅赏赐淮西将臣大量土地、财产和各种经济特权，使他们由昔日的农民武夫变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贵族地主，而且给他们加官晋爵，使之成为身居高位掌权握兵的上层官僚。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刚就帝位，即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位列文武百官之首，汤和、邓愈为御史台的左右御史[593]。随后，又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常遇春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594]。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封公者有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其中徐、常、冯、邓与李文忠5人为淮西籍的渡江旧人，且以凤阳人数量居多，李善长原籍歙县但在蕲黄起义后已徙居滁阳[595]，在渡江前已投奔朱元璋，人们一般也将他看作淮西老臣。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之朝，封公者计11人，除上述六国公，另有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昇，也都是淮西老将，颍国公傅友德虽是砀山人，但“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596]，也可算是淮西籍。封侯者计57人，仍以淮西籍居多。只有封伯者6人皆非淮西籍。而所封的侯、伯，其中有些只是恩赐给战败的对手的一种名誉性的爵位，如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承恩侯陈普才、归仁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崇礼侯买的里八刺等，他们并没有什么实权和地位[597]。此外，朱元璋还通过联姻的方式，来笼络淮西将臣。他除娶武定侯郭英之妹为宁妃，又聘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皇太子妃，太原卫指挥使谢成之女为晋王妃，卫国公邓愈之女为秦王次妃，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之长女为燕王妃，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吴王妃，大都督佥事王弼之女为楚王妃[598]，并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599]。昔日的淮西将臣，便由开国元勋变成新朝显贵，成为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阶层。
当然，在优待、重用淮西将臣的同时，猜忌多疑的朱元璋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他们逾礼犯分的行为。一是利用礼制和法令来约束淮西将臣的行为。除制定各种礼制和法令，要求功臣宿将严格遵守外，洪武三年十月还令省台延聘儒士，于每月朔望早朝之后，在都督府的官署为诸将讲论经史及君臣之礼，“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600]。五年，又作铁榜申诫公侯，规定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不得私讬门下，影蔽差徭，不得倚侍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等等。对违反上述禁令，还逐项规定了处罚和用刑的办法[601]。八年二月，还编纂御制《资世通训》，要求臣僚认真学习，做到“勿欺勿蔽”，效忠君主[602]。二是在中书省和六部安插非淮西籍官员，用这些非淮西籍的官员来监视、牵制淮西籍的官员[603]。三是加强对淮西将臣的监视。除利用检校和锦衣卫的特务伺察淮西将臣的活动外，还“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给每个公、侯、伯加赐120名士卒，名曰“奴军”[604]，供其驱使，实际上是“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605]。
但是，这些淮西勋贵根本不听约束，不仅恃功骄恣，屡屡干出越礼非分的勾当，而且极力排挤、打击非淮西籍大臣。洪武三年七月，他们将山西籍的中书右丞杨宪倾陷致死[606]；四年三月，又将浙东籍曾任朱元璋顾问的刘基排挤出朝。在中都营建期间，这些权贵争权夺利的活动更加猖獗。洪武五年，朱元璋决定在中都为6公27侯营建第宅之前，武定侯郭英等竟私自役使营建中都宫殿的将士替自己建造私宅[607]。后来，江夏侯周德兴也“恃帝故人，营建第宅逾制”[608]。左丞相胡惟庸还公然对刘基下毒手，派医生给他下毒药，使之中毒而死[609]。朱元璋接受淮西勋贵的建议，在凤阳营建都城，原本想同他们一道衣锦还乡，一起共享安乐，共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但是，淮西勋贵一系列逾礼越制的行为，又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他由此想到，如果在凤阳建都并迁都于此，淮西勋贵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扩大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更大，那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于是，他下决心抛弃乡土观念，在回到应天当日即洪武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诏“罢中都役作”[610]，放弃了营建中都的计划，从此不再返回凤阳老家。十月，下令对营建工匠进行安抚，命中书省“凡工匠有死亡者，皆给以棺送至其家，复其役三年”[611]。翌年五月，又复赐现役工匠钞币“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612]。
罢建中都后，朱元璋决定对南京进行改建。在罢建中都之前，他曾于洪武七年写下《阅江楼记》一文，比较在何处建都才是“道里适均”的问题，认为在中原建都是“偏北而不居中”，而在南京建都倒是“道里适均”。如果在此建都，“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613]。因此，他在洪武六年六月，命留守卫都指挥使司“修筑京师城”[614]，至八月完工，“周九十六里”[615]。又于八年九月下诏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要求尽量简朴，说：“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奢丽，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之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616]洪武十年十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完成。十一年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617]。犹豫10年之久的建都问题，至此算是解决了。
此后，朱元璋利用从各地调至凤阳的各种建筑材料，修建了皇陵、十王四妃墓和大龙兴寺。
三、明中都营建与罢废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
由淮西勋臣倡议、朱元璋决策的明中都营建，虽然仅仅持续将近六年的时间即告罢废，但它对明朝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明中都的营建，延缓了明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中都营建之时，明王朝刚刚建立，百业凋零，经济残破。特别是作为元末农民战争主战场的中原诸州，“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618]。河北州县，“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619]。山东的博平、清平、夏津、朝城、观城、范、馆陶7县，“产少地狭”[620]；兖州定陶县“井田鞠为草莽，兽蹄鸟迹交于其中，人行终日，目无烟火”[621]。河南的获嘉县在洪武三年县太爷上任时，“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622]；颍州地区则是“民多逃亡，田多荒芜”[623]。就是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一带，也是“百姓稀少，田野荒芜”[624]。人民力竭财尽，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地主贵族难以榨取到地租，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各地官府不断传来报告，“累年租税不入”[625]。但是，地主阶级仍在拼命追逐土地和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的办法，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赋役，向农民转嫁负担，而功臣宿将则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元残余势力不时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倭寇的侵扰，明初的政治局势显得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局面，朱元璋着力重建和完善全国的封建政权，制定律法，强化专制统治，同时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调整土地配置，移民屯垦，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朱元璋营建中都之举，同他的休养生息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中都的营建，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史无明载，人们无法了解其具体数额。就劳力的征发而言，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服役”[626]，营建中都的劳力大概与此相当。就物料的征调而言，仅烧造城砖一项，从凤阳已发现的地名砖来看，就有22府69州县烧造的砖，而这还不包括军队烧造的砖、字号砖、无字砖[627]。除城砖之外，还有大木、铜、铁、石灰、油漆、颜料等物料。至于财力的耗费，《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瓷、工匠造作，以万万计。”[628]这里的两京指的是南京、北京，营建中都的工程质量要求高于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其费用至少不低于“以万万计”的数额之半。在民穷国困、百业凋零的洪武初期，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营建中都，不仅极大地加重江南百姓的负担，而且使他的休养生息政策大打折扣，延缓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明中都的营建罢废之后，使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走上正轨，得以较快地向前推进。
服役工匠的“厌镇”事件，给了朱元璋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过来，而刘基的死讯，又促使他进一步深思在凤阳建都的严重后果，从而痛下决心抛弃乡土观念，罢废中都的营建，并发布一个类似于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公开承认自己决策的失误：“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稍后下令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要求尽量简朴，“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并要求“后世子孙，守以为法”。大内宫殿改建完工后，朱元璋见“制度不侈，甚喜”，对侍臣说：“朕常念昔居淮右，频年饥馑，艰于衣食，鲜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检制其心，惟恐骄盈不可复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宁。……非故为矫饰，实恐暴殄天物，剥伤民财，不敢不谨。”[629]
此后，朱元璋确实“惟恐骄盈不可复制，夙夜兢惕”，决定恢复过去营建江南根据地的传统，戒奢行俭。他反复告谕大臣：“惟俭养性，惟奢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630]“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随至。”“节俭两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631]朱元璋不仅要求大臣戒奢行俭，而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他说：“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632]朱元璋不仅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史载，他“平日无优伶暬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妬忌。……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633]在国家财政的收支中，继续坚持营建江南根据地时所秉持的“取之有制，用之有节”[634]原则，既实行轻徭薄赋之策，又尽量压缩和减少官府的财政支出，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不仅在改建南京大内宫殿时要求尽量简朴，而且一些大规模的营建工程也都尽量加以限制，“必度时量力顺民情而后为之，时可为而财力不足，不为也，财有余而民不欲，不为也”[635]。并下令：“凡有劳民之事，必奏请而后行，毋擅役吾民。”[636]一般的工程尽量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不很急需的则缓建。洪武十一年五月，浙江都司申请建造台州卫所并重修台州城墙，朱元璋说：“农事方殷，未可为也，候秋成议之。”[637]十二年八月，冯胜在开封府督工建造周王府宫殿，拟于九月开工，朱元璋认为其时民当种麦，遣使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令有司集民夫，欲九月赴工，正当备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人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638]十三年九月，山东都司请筑德州城，计划役工2.66万人，“上不许”[639]。同年十月，已经致仕的兵部尚书单安仁建议疏浚仪真从南坝到朴树湾的长江航道，他答复说：“所言虽善，然恐此役一兴，未免重劳民力，姑缓之。”[640]十七年正月，应天府因京师大中、昇平、幕府、金川、百川、云集6座桥梁年久失修，请求调集民夫加以修治，朱元璋“以东作方兴，恐妨农务，命犯法者输作赎罪，官给其费”[641]。因此，在罢废明中都的营建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便逐步走上正轨，得以较快地向前推进，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说，工匠的“厌镇”事件，使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三，明中都的规划布局对改建南京与营建北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诏罢中都役作”后，放弃了定都凤阳的打算。同年九月，下诏改建南京大内宫殿，要求“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这次改建，是将八年前刚刚建成的吴王新宫拆了重新改建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改建后的南京大内宫殿，“制度皆如旧，而稍加增益，规模益宏壮矣”[642]。所谓“制度皆如旧”，指的是按照明中都的规划布局来进行改建，而稍加增益，显得比改建前的吴王新宫规模更为宏壮。后来，朱棣从其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登基之后，礼部尚书李至刚建议改北平为北京，“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643]。后来，朱棣遵照乃父关于“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的祖训，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644]。因此，改建后的南京和朱棣营建的北京，其布局多有与明中都相似之处，如太庙、太社稷皆分置于午门之前的左、右两侧，即袭自明中都的布局。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第18卷第4期（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