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诠释学

乌托邦总是历史磨砺出来的。关于即将到来的一切的最疯狂的梦想也都来自此时此地，这是幻想被诠释的时期的原始素材。(3)乌托邦幻想阐明实现它们的可能性的历史条件。它们会问问题。在大卫·哈维看来，“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纽带、与自然的关系、生活方式、技术和审美价值观息息相关”。我们试图通过改变城市来改变自己。(4)而新城镇是一个奇妙的、前所未有的改造对象。它是现在和未来两个世界之间的神奇边界。其结果是时间扭曲。新城镇加快了进入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步伐。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光明的、崭新的、无限的、幸福美好的世界。这些地方既不是无稽之谈（abracadabra），也不是建筑师和规划师随意想出的任意世界。相反，抓住了20世纪晚期想象力的新城镇为人们提供了欲望的坐标，尽管即使是想象力的范畴也有多种含义。这些奇思妙想之举，让人们了解了美好生活是怎么构成的，了解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在20世纪下半叶，新城镇是人们了解自己需求的物质结构。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重建时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发展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些幻想似乎都是可以实现的。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事实上，乌托邦式的城市项目往往出现在历史剧变时期，战后社会显然符合这一要求。在各种事情分崩离析时，乌托邦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于是那几年的空气中便会洋溢着一种充实、乐观和希望的基调。这种迫切感是显而易见的。重点是实现对未来的希望，加快进步和发展。尽管在我们看来，乌托邦主义不过是一场异想天开的追逐，但在20世纪末，它有着货真价实的、真诚的含义。改革者并不认为这是不切实际或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心态、一种哲学态度。他们相信，可以彻底改变城市的状况。例如，法兰克福郊外的西北新城（Nordweststadt）的规划始于《法兰克福时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的一句话：“我们拥有智识和物质手段来治理我们的环境。有了如此多的技术技能和科学知识，我们无需再忍受被污染的水和空气、恼人的噪音、支离破碎的景观和乱糟糟的社会。”(5)由此出现了大量的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城市的乌托邦工程与宣言。(6)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在于重新开始。新的城镇是所有城市弊病的止痛药——一剂迅速解决过去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们是一声号角，抗议城市生活中的不公，抗议改革者将大城市变得如此拥挤和粗俗，让人痛苦不堪。1972年，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关于新城镇的会议上声称，新城镇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验。她说：

如果新城镇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发展社会形态和建筑风格的机会，使生活再次变得更为人性化，那么它们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实验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那些能够参与其中的人都在大声呼唤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良好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没有新的建筑形式精心设计的结构基础，他们期望看到的那种生活方式将不可能出现。(7)

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目标。向更好的城市社会转型不仅需要政策和规划，而且需要远见卓识。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1960年的一篇文章中把乌托邦描述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有助于“局部地或全面地打破当时盛行的事物秩序”。(8)即便如此，乌托邦式冲动的运作也是有利有弊的：它也可能强化既定的权力结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乌托邦有两条血脉：一条旨在建立一个新社会，另一条则是从自由主义改革到商业传递的梦想的一系列“此时此地的诱人骗局”。(9)新城镇展示了这种乌托邦式的诠释学。它们既是对20世纪中后期社会的反思，又是对它的批判。建筑和规划专业人士都坚信物理决定论。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可以通过精心规划城市的所有物理元素来实现。对物理结构的设计将改变个人行为、社会关系、市民生活和社区。他们的假设是，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理想城市可以批量生产。生活将是平衡而和谐的。

在解释新城镇的利好之处时人们反复提到平衡、和谐和生活质量等，但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当然，有一所体面的房子让家人生活、一份能养家糊口的本地工作、清洁的空气和水，能获得教育和医疗福利，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战争刚刚结束那几年。新城深深植根于社会福利改革之中，甚至融入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议程在美国启动。新城的想法也唤醒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完善的意识，邻里和社区的归属感，以及享受工作和休闲之间平衡融合的意识。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城镇还意味着自由，开着豪车在高速公路上兜风，吸收新的消费主义和浮华的流行文化。在那十年自由奔放的氛围中，建筑先锋的大熔炉(10)繁荣起来。这些有远见的人炮制出了太空时代的新城市，玩玩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还不忘弄出一些科技小玩意儿来构思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设计了会飞的汽车和空中列车，这些英雄般的城市建筑离开了地球表面，表达了生机活力和对未来的乐观。这些都与物质进步、现代化以及改变城市生活超越现实的可能性相关。

乌托邦的诠释学为解读新城镇运动的文字和视觉作品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方式。与新城镇相关的出版物、规划书、统计调查和案例研究数量繁多。还举办了相关的辩论会、研讨会和座谈会，制作了大量的建筑图纸和设计图纸、控制论逻辑示意图以及令人惊叹的新城镇摄影和电影的记录。它们一起揭示了人们对浪漫化城市理想的复杂的迷恋。变出一个全新的世界真是一项令人如痴如醉的壮举。与新城镇运动相伴的宣传机器充斥着口号、图像和有关未来情景想象的引人入胜的戏剧。在理性的规划技术和系统分析的影响下，新城镇也被当作媒体的大众营销产品，并被广为宣传成展示乌托邦的剧场。它们以和谐与幸福的“幸福城市”形象进入大众视野。乌托邦的重要性体现在那些年制作出的成千上万份规划和政策文件中，体现在广告和宣传片中，体现在大众媒体的戏剧性文章以及生活在城市未来的大胆的新人类（New People）的照片中。这是一个广阔而开放的领域，到处都是证据。

我在这本书中的论点是，20世纪中后期的新城镇运动代表了丰富的思想和影响，促进了城市乌托邦主义的传承。这部关于未来城市的作品不仅有助于构建关于如何生活的社会想象，也有助于改变大众对现代化以及最终对技术官僚式规划的态度。这是一门在国际规划文化中广泛共享的学问，更是一种对进步和未来的态度或姿态。本书将尝试回溯这种乌托邦理想的话语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