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官方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下半叶关于新城镇的术语与官方标准是分不开的。指定某个地点为新城，正式批准国家、私营公司、国际开发机构或极有可能是三者合作开发它。新城镇是资本和基础设施密集型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大规模住房、大规模交通、高速公路和道路、水和卫生设施、电力和通信，以及大型的自然资源开采基础设施等。然而，一个新城镇的编年史有时会让人难以把握。有时，甚至在当地的景观中也难以找到一个点。由于新城镇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并且有着不同的目的，其难以捉摸的特点变得更为突出。此外，关于新城镇的说辞可能听起来既单调又夸张，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尽管如此，新城镇运动仍被视为现代化时代一项重要的智识事业和一件有意义的艺术品。

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概念被加快了。要保持这一势头，就需要全面调动资源。新城镇的标签意味着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流入基础设施、城市和区域规划。新城镇建设是一项经济刺激计划，也是在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危机之后清理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一种方式。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话来说，这些属于“国家空间”（state spaces）。(11)

国家及其具有发展意识的盟友负责组织社会的福利和改善，并且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只有技术官僚型专家才能把控。他们把城市社会变成了认知机器和合理干预的对象。“新鲜感”是技术官僚权力和掌控力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新城镇被用来重新安置难民，使边境地区军事化及增加人口密度，开发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国家基础设施，进行人口再分配，解决住房短缺和提供就业机会，为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12)换言之，新城镇不仅仅是舞台布景，它们还产生并再现了国家权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新城镇试图把旧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以及人——改造一新。这是一个在一揽子规划中展示国家权威并将其合法化、辖域化（territorialize）的机会，也是展示国家善行的机会。无论住在哪个城镇，新城镇居民都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人。他们身上洋溢着激情，他们很年轻，许多人都是有很高的专业技能的。他们是先驱，愿意告别过去，作为未来的公民奋勇前行。他们是现代社会的新人类。

这一现代化制度的力量和作用体现在精心地规划、刻板地给方案定型及跨越空间地进行重复。“乌托邦”的字面意思为“没有地方”（no place），而在乏味单调的郊区某处，新城镇肯定也被同样没有个性没有存在感的名声所累。这是一种占主流的后现代观点，它强烈反对乌托邦思想。有些东西不再仅仅是乌托邦：而是疑似乌托邦。本书试图通过探索乌托邦思潮及其如何服务于特定目标，从而避开这一观点。现代化政权热切地相信乌托邦式的启迪对产生新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它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乌托邦主义也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政治能量、技术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期望。新城镇是一个透明多空间，没有过去、没有旧城经历过的灾难，也没有妄想和政治冲突。他们承诺幸福、自决权和充分的公民生活。进步是这些普世理想的理性展开。城市的构成要素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被理解为抽象的可转换类型。城市居民按种族、阶级、年龄和收入水平进行分类。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被干净利索地划分和按类型分类。从过去和政治动荡中解放出来的新城镇“人口”可以从事消费和休闲活动。米歇尔·福柯认为，人口普查和再分配、政府的管理技术及其发展手段、类群和等级制度的建立，都是西方现代性的学科工具。这是一个可以通过专家进行国际传播的模式。新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们游走于这股技术官僚的知识洪流中，后者知道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以及实现现代主义的制度联结。

然而，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国际化。新城镇跨越国界，经历了深刻的改造过程。现代化制度的讽刺之处在于，它是在地方范围内实施的。新城镇是一个标准化的处方：它们都有可识别的空间形式。然而，每个国家的新城镇计划都宣称自己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计划不同。资本主义新城镇宣称自己与共产主义新城镇截然相反（反之亦然）：用现代主义的话说，被认为是“不发达”国家的新城镇被说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城镇。每个国家都坚持自己的平衡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愿景。新城镇乌托邦作为一种现代化战略，也与冷战时期的措辞和姿态紧密相关。在战后城市规划的传统历史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政治层面。然而，乌托邦总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实践来实现的。城市乌托邦的想象流露出冷战时期的道德秩序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的东方和西方阵营中，新城镇的设计都是为了“遏制”，为了控制政治动荡和抵消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影响。它们是将冷战前沿军事化、现代化并控制领土的一种策略。福柯指出，在城镇、主权和领土之间的关系中，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作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采项目以及计划中的定居点，是对领土控制行为的补充。这些建筑物是铁幕两边政治力量的对话(13)。作为出于政治稳定考虑的一项战略，新城镇随后被输出到美国和苏联势力范围内外的国家。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新殖民主义代理人的作用，鼓动西方进步理念的转移，这些理想随后被直接纳入社会科学和城市规划。新城镇项目充满了自由、民主和繁荣的承诺，也承载了西方关于家庭和社区的观念。它们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阐述。

然而，最近的学术界颠覆了这个论点，也推翻了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建立了一种制度秩序和权力框架的说法。取而代之的观点是，现代主义是多元化的，它们与当地的城市环境相适应，并由城市历史和文化的迫切需求来塑造。在这个视角下，现代主义范式的开创性的修正能力得到了突出。用迪利普·帕拉梅什瓦尔·冈卡（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族‘使’自己现代化，而不是被外来的和不近人情的力量现代化”。他们奋起迎接现代主义，与之协商，并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加以利用，(14)在现代社会强大的普遍性面前彰显了自己的个性。

于是，现代化既产生了差异，也产生了一致性。它给无数的城市环境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本书中选择的新城镇，在地理位置与规划文化方面纵横交错，目的就在于展示这种丰富性。尽管新城镇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传播着他们认为有关城市未来的令人敬畏的话语，却被当地从业者习惯性地加以修改和挪用。关于现代化力量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公民-居民的非政治主观性，以及积极否认任何机构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新城镇通常由监督其建设和进展的“发展当局”所控制。然而，除非我们考虑到当地文化以及隐含在任何城市或城区中的社会文化紧张关系，否则，就外部性来说，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新城镇规划所能告诉我们的仅此而已。在被认为是最堂而皇之的国家威权主义案例之一的法国的新城镇计划中，新城镇先驱者们在社区和地方参与式民主的感觉之中自我陶醉。“我们都参与了地方政治……甚至以一种社区精神指导着EPA（发展局）的参与式管理方式：社区就像个合作社一样运作。”埃弗里新城的一位居民回忆道。(15)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