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1.1.1 宏观背景

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又是刺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居民消费的规模和质量，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对于我国而言，人口规模庞大、国土空间广阔，蕴含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消费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增强。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扩大内需在驱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

从国际来看，当前世界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跨境贸易和投资明显减少，全球需求减弱，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全球动荡之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负面影响。从国内来看，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的因素。在外需驱动不足、内需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能否扩大居民消费成为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财税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居民消费：一是收入渠道。税收收入会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同税种会通过不同经济行为的收益和成本，来影响居民的当期和跨期的消费行为。二是支出渠道。财政支出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特别是能够刺激私人资本投资，进而改变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决策；政府消费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或“挤出”效果。此外，财税体制中的政府间财政关系能够改变政府整体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可见，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能够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多重影响。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研究财税政策变动以及财税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1.1.2 政策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并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系列政策目标和改革方向的提出，反映出随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微弱，消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逐步受到重视。促进消费并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带动作用，成为我们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以及有效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重要切入点；而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则是促进消费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为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新的战略部署从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制度改革、税制改革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举措。无论是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还是优化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都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转型迫切性加大、消费需求驱动作用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研究财税体制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财税体制的改革举措，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全面和长远的角度判断改革措施的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