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角色理论

一 角色理论的发展和内涵

1970年，加拿大学者卡列维·J.霍尔斯蒂（Kalevi J.Holsti）把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外交政策分析中。他对国家的政策决策者对于国家角色的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性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地区性体系内所发挥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12]“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被看作是相互关系的格局，而且还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不同国家角色观念的分配。”[13]

霍尔斯蒂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受它的国家角色观念影响的，国家角色观念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为解释不同国家的不同国家角色观念，他使用了一系列变量：国家的位置或地理特点，自然、经济、技术资源，可用的能力，传统的政策，通过政党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需要，群众运动，利益集团，国家价值观、原则或意识形态，公共舆论，主要决策者的个人和政治需要。国家角色观念还和外部环境相联系：国际体系的结构，体系流行的价值观，通行的法律、规则、传统，以及国际组织宪章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期望，世界观念，双边和多边的协定、谅解等一系列制度规范。[14]

角色理论作为行为体相关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外交政策领域不同行为体之间质的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角色理念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规范，也包括外部世界的期待——角色期待，即在国际关系中做出恰当的行为。这些角色理念作为外交政策的行为准绳，为国家利益和目标即战略和手段设定框架，用于实现利益和目标。一个可能的外交政策导向是文明力量角色理念，用来解释德国外交政策。[15]

国家角色理念中涵盖了价值观要素。在对外政策研究中，国家价值观被认为是影响对外行为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16]首先，价值观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行为动机、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价值观不仅帮助国家确定敌友关系，还促使国家追求一定的道义。其次，价值观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受到决策者价值体系的制约，一定的价值体系决定决策者的态度、信仰和原则，也影响决策者对他国的意向。再次，价值观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政治意识形态对决策过程有直接或间接的制约作用，一定的公共政策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17]

国家价值观就是国家的信念，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核心，也是指导国家行为规范的基础。至于价值观的内容，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其内容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总的来看，也有一些各国普遍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包括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等等，既有关于保障基本人权的内容，也有关于保障发展权的内容。[18]

角色冲突是角色理论分析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家的国际角色冲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内社会对国家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冲突有不同的设计，主导性的国际角色难以与这些设计相互协调和适应，于是国家的国际角色模式就产生了冲突。另一种角色冲突则和外部因素有关，当外部对国家的国际角色产生的期望和国家自身的角色定位不一致，或是国家面临不同的外部角色期望时，国家也会产生角色冲突。[19]

利斯贝思·阿格斯坦（Lisbeth Aggestam）认为，能够引起国家的国际角色冲突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两种。第一，角色模式经常包含很多角色，它们可能是由不同的国内或国际机制引起的。当这些角色处于不同的机制环境中时，相互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冲突。这符合冷战后德国外交政策实践的发展。一般来说，学者们认同德国的角色模式是所谓的“文明国家”类型，“文明国家”类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推动多边主义制度的发展，但是德国的不同国际制度身份其实给它带来一定的角色冲突，尤其表现在安全领域。第二，角色冲突经常产生于国际和国内根源发生变化的时候。[20]

角色理论用于外交政策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不仅扩展了分析层次，而且可以结合结构和进程两方面的分析。它提供了国家层次、个人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的多样图景，具有多层次描述的力量。[21]

综上所述，角色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外交政策领域不同行为体之间质的不同。角色理念作为外交政策的行为准绳，为国家利益和目标即战略和手段设定框架，用于实现利益和目标。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用文明力量角色理念来解释。国家价值观和角色冲突概念可以作为分析德国文明力量角色理念时考量的变量，以此为研究德国危机管理中的战略考量因素提供理论基础。

二 德国国家角色的“连续性”与“正常化”

有观点认为，战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和安全利益关系不大，只有国家身份才能解释。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利益”和“身份”二分法是一个误区。因为实际上“我”想要什么，就是“我”的利益和取向，与“我”是谁，也就是“我”的身份密切相关。国家（外交）身份越有延续性，就越能解释决策者和政治精英理解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框架，以及用何种手段实现它们。[22]

德国统一后，其外交政策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方面，德国外交必须坚持二战结束以来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是以欧洲一体化、多边主义和非军事化外交政策为特征的，这些特征是由德国外交政策特殊的内外条件和独特的历史经历决定的，它使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不同于民主德国，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国家分裂的现实、作为冷战前线国家的地位以及联邦德国政治精英对于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导致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在1949年以后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23]另一方面，鉴于国际环境和德国自身的变化，德国外交政策需要逐步走向“正常化”，这意味着德国应该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正常行事，理直气壮地扮演大国角色。[24]

针对统一后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认识德国统一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正常化”的矛盾，学术界有三种主要论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历史角度看待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发展趋势，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埃贡·巴尔（Egon Bahr）、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格雷戈尔·舍尔根（Gregor Schöllgen）、汉斯-彼得·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等。他们认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化”并不意味着德国背离二战后的国际角色定位，相反这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变化的，重新统一的德国无论是否愿意都将是欧洲体系的核心角色；塑造欧洲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德国的行为。为此，德国必须告别“冷战梦魇”。发挥新的作用就要在外交政策的风格和手段上进行变化，但是不能偏离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德国牢牢立足于西方联盟之内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因为唯有如此，德国才能免除邻国的恐惧。[25]

第二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国际制度的社会化作用、文明化进程和集体认同的角度来阐述德国外交的“连续性”特点。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托马斯·里塞（Thomas Risse），美国的彼得·卡岑施泰因（Peter Katzenstein）、托马斯·贝格尔（Thomas Berger）、约翰·达菲尔德（John Duffield）等。这派学者认为，德国遵循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的外交政策，表现在“文明国家”角色模式上。按照“文明国家”的国际角色模式要求，德国外交政策应该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制化，摒弃传统的实力政治观点和强权政治手段。在实践中应符合以下三原则：（1）处理国际事务时，奉行合作主义和多边主义；（2）“文明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尽量不使用军事手段，武力只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一种处理对外纷争的工具，而且这种使用还必须符合国际法规范的要求；（3）“文明国家”应努力推动超国家机构的发展，维护集体安全并且愿意向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26]同时，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发展又促进了德国的欧洲集体认同的形成。在德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的国际角色观念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多具备一体化倾向和非军事化特征。[27]但是毛尔指出，对“连续性”的坚持并非意味着德国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只不过应该在国际法规范的要求下非常谨慎地使用军事力量，德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特殊的有表率作用的“文明国家”角色。[28]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原则和基本方向上保证了“连续性”，但是与此同时，德国在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却发生了变化。德国外交将在国际组织中更加主动地利用自身实力和资源，扩大影响力。德国将扮演更多的“制定议程”（agenda-setting）的角色。[29]我国学者连玉如教授在《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一书中，围绕德国重新统一后出现的外交政策“连续性”问题提出，德国奉行的是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这一特征已发展成德国外交的一种定式、习惯和稳定的结构，既对欧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符合德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需要，因而德国会将它坚持下去。[30]

戈尔德曼在其研究中提出，国家外交政策的稳定与否和其感知信念（cognitive beliefs）相互关联，需要分析这些信念是否处于中心、是否前后矛盾、是否可以检验。首先，当角色观念和角色模式中的其他角色观念相互兼容而且处于中心的时候，国际角色就比较稳定。[31]这为检验上述三种观点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基础。

从当前德国实际情况来看，德国的外交政策较为符合第三种观点，即在原则和基本方向上保证了“连续性”，同时由于在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也兼具一定的“正常化”倾向。后文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隐性地位和显性地位之间的变化。

三 德国国家角色定位

在冷战后德国国际角色定位中，虽然理论上出现了“文明国家”、“贸易国家”和“权力国家”等不同类型的角色模式，但实际上所有模式当中兼容所有观念的是多边主义外交观念，德国自始至终把推动多边主义制度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德国至今坚定地走融入国际组织的道路，特别是融入欧洲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来进一步加深向国际组织的融入。[32]

在全球化背景下，德国的外交政策考虑三层面的责任：（1）对于德国社会；（2）对于欧盟；（3）对于全球体系。德国目前重新回归到大国的行列，其角色不仅仅是利益既得者——和小国不同——更是国际政治的建构者和承担者。[33]这三点初步限定了统一后德国的国家角色。德国试图以这种角色在西方世界中改变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为推进国际社会的文明化贡献力量，并且主要采用外交手段、预防性危机处理、经济支持或者民主手段来阻碍冲突的升级和武装暴力行动，在必要时也不会排除使用军事手段。不过，若是对违反国际法和违背人权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34]

本书将角色理论应用在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研究中，首先通过霍尔斯蒂提出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因素对国家角色进行定位，如国家价值观、原则或意识形态，主要决策者的个人和政治需要；国际体系结构，体系流行的价值观，通行的法律、规则、传统等。明确德国在危机管理中的定位后，分析角色冲突，综合考虑“连续性”和“正常化”在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对案例中危机的原因和发展进行全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