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结构诗学的缘起
第一节 苏联学界对于变革文艺学的诉求
苏联文艺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走上了一条坎坷多艰的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极大地限制和扼杀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广泛生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理论和实践标准确立之日，也就是其生命力完结之时。因为任何一种理论，一旦被捧上绝对真理的高度，它也就最终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机缘。更何况一种理论尽管就理论自身而言无可厚非，无懈可击，但却难以避免被一些文坛上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将其作为打人的棍子和棒子，使其沦落成为排斥异己、党同伐异的工具和武器。
与理论的僵化和教条相伴随的，是个人崇拜的兴起和“无冲突论”的盛行。在俄苏语境下，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奠基人，但在他去世以后，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他的学术传统并未被后人继承或是批判地继承下来。30年代在苏联文坛兴起的庸俗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产物。在日丹诺夫统治时期（1946—1953）达到了顶点。人们习惯于单纯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文学，把文学作品当作阶级心理的等价物，把一切过去的文学遗产，简单地按照一个标准，划分为进步与反动两类，满足于贴标签，戴帽子，文艺学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女，丧失了自己固有的特点，理论的僵化和概念的贫乏日甚一日，在此期间，虽有卢那察尔斯基和里夫希茨为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所做的努力，但终究未能彻底打破笼罩在文艺学界的沉闷气氛。
其实，早在日丹诺夫时期之前，就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文艺学界领域普遍要求改变文艺学的现状，革新其方法论体系和课题系列。当时，古科夫斯基呼吁文艺学家“发出新的声音”，让文艺学面对其全部课题，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体系。艾亨鲍姆号召建立文艺学的理论基础，创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文学作品。梅拉赫认为文艺学的发展有赖于建设一种良好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秩序。别列斯基认为发展文艺学最根本的条件，是要广泛开展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自由论争。他认为当时文艺学的主要弊病，在于方法不完善，概念贫乏，对艺术技巧问题重视不够，并且落后于一般科学的发展水平。这种呼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文艺学界的共同心态。但由于战争及其他原因，这种呼声终竟成了空谷绝响，未能彻底改善当时文艺学的状况。苏联文艺学在苦闷中期待着某种历史的契机。
历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50年夏，《真理报》连续发表了署名为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界马尔主义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派论争问题的三篇文章。文章第一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驳斥马尔关于语言是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必须在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中予以研究的论点。斯大林强调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具有相对稳定性。针对马尔指责语法研究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特别强调了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语法是人类思维扩展的抽象工作的结果，是思维巨大成果的总和。这种论述无疑有力地支持了语言学和文艺学的结构研究。斯大林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他断言：没有观点的交锋和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无法繁荣。斯大林的第二篇文章《关于语言学的若干问题》进一步直接论述文艺学问题。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除了具有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其特殊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它们相互区别，而且，对于科学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也恰恰正是这种特征。这就为文艺学以语言艺术的特点为对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斯大林指出，填平语言学中的理论鸿沟和纠正马尔的谬误，必将使苏联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占据首要位置。斯大林在第三篇文章《答一同志问》中，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如下阐述：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变教条的总和，而是不断发展并且完善着的……它的公式和结论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必须用适合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结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所有这些思想，都为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众多启示。
对斯大林这三篇文章的讨论，促进了苏联结构主义文学研究思想的产生。1951年，一部题名为《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的文艺学问题》的文集出版。该书汇集了1951年1月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七篇论文。这部文集是追溯方法论与诗学关系问题的逻辑起点，因而成为十年后苏联文学结构主义所以发生的背景之一。
该文集对苏联文学结构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之一，是维克多·维诺格拉多夫的《苏联文艺学的迫切任务》。维诺格拉多夫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准形式主义者，也是当时苏联语言学界的领袖人物。作者认为文艺学家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学的特殊特点、复杂性、多面性、内容的内在矛盾性及其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异性方面。不注意文学的固有特点，便会忽略艺术价值和语言艺术的概念本身。只有真正认识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文学的特点，才能使这种研究与研究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任何社会现象的发展，都既取决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更要受其自身内在规律的限制。文学的构成材料——语言——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艺学家不仅必须研究个别作品和作家的语言，更要研究一种文学流派的语言及一民族文学的总的特点。古典修辞学和诗学，乃是文学研究必须求助的有效方法之一。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的统一。形式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研究意义。一民族文学的风格、表现手段、理性形式和诗学潜力发挥的程度等，都不可能只是其作者狭隘的社会阶级观点的反映和表现。维诺格拉多夫关于文学研究乃是一个与非文学内容相互结合着的特殊体系的观点，是俄国形式主义成熟时期，特尼亚诺夫和雅各布逊于1928年提出的观点的一个回声。同时这种思想也是其后洛特曼结构诗学中类似思想的真正来源。
这本书中与结构语言学思想关系密切的另一篇文章，是著名普希金学家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的《语言与文学》。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文艺学家研究的乃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作品……在文学杰作的研究中，文艺学家的主要兴趣并不是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本身，而是语言的运用。在这方面，语言运用问题同作家构思的语言表现问题同样重要。”
《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的文艺学问题》一书中维诺格拉多夫和托马舍夫斯基的文章，借斯大林的文章为题，提出了恢复苏联文艺学的专业定向问题。两人都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因此，首先必须从其内在功能的角度评价其所有成分。文学语言必须用影响交际功能的表现功能来加以描述。风格学应以确定作家、作品和文学时期的创造性为旨归。文艺学必须成为一门以新的术语学为其基础的科学。这些思想，都同前此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后此的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吻合。
1952年，维诺格拉多夫在其发表于《科学院学报》上的一篇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其语言学诗学的主张。他认为应当把对语言和艺术作品中语言特点的解释同研究当代民族语言结合起来。他援引高尔基关于语言是文学第一要素的观点，号召语言学家从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转到研究风格。列文则在其《论艺术作品的语言问题》中，对艺术语言提出了如下定义：“文学艺术语言不同于民族语言风格，因为它除了具有交际功能外，还具有它所固有的审美功能，艺术比喻功能。也就是说，由于它从属于作家的艺术观念和构思，因此便同作品的其他成分，如内容、情节、形象体系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的符号学研究在苏联蓬勃开展起来。1955年至1956年，一个声称要囊括所有语言符号交际活动的机器翻译协会，于莫斯科成立。1956年，《语言学问题》就结构主义问题展开讨论。1957年，在列宁格勒召开语言统计学研讨会。1958年，第一届全苏机器翻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次年，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相同内容的会议。1960年，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室建立斯拉夫语结构类型学研究室。1961年初，莫斯科举行有关信息的阐释、机器翻译和文本自动阅读问题的讨论会。同年九月，高尔基市举行数学方法在文学语言研究中的应用讨论会。同年11月，关于语言学中的转换方法，以及结构主义和统计方法在词汇构成研究中的应用的会议举行。1962年，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斯拉夫语结构类型学研究室出版文集《结构类型学研究》。同年，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讨论会召开。从此，开始只局限于语言学一隅的结构语言学，和与其同时被介绍到苏联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通信系统理论等一起，对苏联的传统文艺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特点之一，是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便有了十分醒目的进展，成为国际符号学界一支不容小觑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受到各国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尊重。发展迅速的原因有多种。一方面，僵化的政治思维和理论模式长期以来对学者们的创造力形成巨大压抑，而一旦文化领域的控制一放松，又恰恰遇到域外新思潮新观念如潮水般涌入国门的大好时机，主、客观条件一具备，长期受压抑的创造潜力便火山般地喷发出来。
另一方面，苏联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并不是在一无所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她之前，曾一度煊赫一时，而后来又销声匿迹的俄国形式主义，早已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依赖这些经验和教训，当然比较容易迅速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在较短时间内赶上甚或超过本领域里的尖端研究。洛特曼及其塔尔图学派是俄国形式主义（即奥波亚兹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学派、罗曼·雅各布逊等的继承者，是俄国固有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特点之二，是论题广泛。他的触角广泛涉及语言、神话、宗教、人类学、文化等诸多领域，因为符号学以研究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为目标。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都为世界符号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个学派实际上取得怎样的学术成果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昭示了真正的科学研究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和风貌，也就是说，相对于学术成果而言，有时候自由的学术空气和良好的学术氛围比实际成果更加重要。
历史更多的是一种意识结构和文化思维经验，而不是具有绝对属性的客体。符号学要想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摆脱其方法论所固有的静态性、非历史性和非人文性，而向动态性、历史性及人文价值靠拢。文化具有相对性（而非相对主义），文化的相对性和相对价值是使人文学科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条出路。人文学科应当追求科学性，但科学性并不能囊括其全部内涵，其所具有的非理性及感性内容，也是未来人文学科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