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下活跃在舞台上的泉州地方戏曲，系闽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归属中国南戏范畴，剧种包括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打城戏、提线木偶、掌中木偶（布袋戏）等。这些剧种虽历经沧桑、师承有别，但至今仍然焕发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和精湛的艺术魅力。那么，泉州地方戏曲在全国剧种中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现在人们对它的发掘、保护、传承情况怎样？学术研究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这些问题都吸引着人们去思考和追问。
泉州曾被学界誉为“戏窝子”，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戏曲却因战乱频仍、民生凋敝而迅速走向式微。而它重新崛起的奇迹是1954年，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福建省梨园剧团新编梨园戏《陈三五娘》一举获得了剧本一等奖等六项大奖，轰动了当时全国剧坛，并开始引起闽南区域外的观众尤其是学界的格外关注。其实从现在的文献发现看，泉州戏曲早在明代的闽南区域就已是相当的繁荣与鼎盛。明何乔远在《闽书》中说：“（龙溪）地近于泉，其心好交合，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使操 ‘泉音’。一韵不谐，若以为楚语。”[1]龙溪属漳州府管辖，操漳州腔的闽南话，然而搬演戏文时，却必须操“泉音”，可见当时泉腔戏曲的影响之大。陈懋仁在《泉南杂志》中记载道：“优童媚趣者，不吝高价，豪奢家攘而有之。蝉鬓傅粉，日以为常。然皆 ‘土腔’，不晓所谓，余常戏译之而不存也。”[2]何乔远、陈懋仁均为明万历年间之人，他们的叙述反映当时“泉腔”戏曲在本地的风行与鼎盛。而作为泉州著名剧种梨园戏代表性作品明嘉靖本的《荔镜记》戏文，自20世纪分别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发现以后，经学者考证，被指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闽南方言文献”[3]。然而，这并不是“陈三五娘”故事最早的版本，因为该版本的出版商在卷末告白道：“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4]由此可知，《荔镜记》前至少还有潮泉二部的《荔枝记》戏文，至于时间在未有新文献发现之前则属于不可考。而值得一提的还有荷兰籍汉学家、英国牛津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龙彼得在英国和德国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中国明代刊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集芳居主人精选新曲钰丽锦》《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三种闽南戏曲、弦管选集。经过长期的考证和研究，他撰写了一篇名为《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的长篇论文，并和这三种明刊本一起汇编出版。“明刊三种”收录了弦管曲词二百七十二首，这些弦管曲词大部分仍在今天的南音界中传唱，其中《满天春》下栏“戏队”收录了十八出折子戏，有十六出是泉州梨园戏的传统剧目，至今相当大部分仍然在舞台上演出。据龙彼得考证，其实“明刊三种”能找到戏曲痕迹的达二十六出，他说：“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二十六出戏的痕迹，其中有几出已不复存在。有的在中国任何场合都没有记载。”[5]其后，泉州地方戏曲社同人又经认真比对，认为“明刊三种”中“可找到的不只是二十六出而是三十多出戏的痕迹”。可以说，“明刊三种”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明代泉州戏曲、弦管的历史风貌”，即有力地说明了“泉州地区在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戏剧演出活动是十分繁荣的，大量的题材、不同类型的剧目都曾经上演过”[6]。
那么，盛行于明万历年间及其之前的泉州地方戏曲是否有更早的源头可追溯？从“明刊三种”中，我们可以发现这30多出戏的痕迹，存留不少是属于“宋元旧篇”，除了南戏“实首之”的《王魁》 《蔡伯喈》和“荆、刘、拜、杀”四大南戏外，还有《朱文》《孟姜女》《祝英台》《张珙》《陶学士》《貂蝉》《秋胡》等。它们或以全本戏文由师傅一代代地借泉州方言口传身授地传承下来，或在明代就已成“残曲”留存在弦管当中。最突出的一例是《满天春》中的《朱文》，在明初的《永乐大典》里，只辑录了“佚曲三支：《中吕近词·红衫儿》《前腔换头》《杵歌》”。泉州梨园戏却还能搬演这个剧目的三折戏，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在民间购得了一本清同治年间的手抄残本。经林任生整理，于1955年曾进京汇报演出，引起全国戏曲界的重视，以为这是“宋元南戏在海内仅存的孤本，不意在僻处东南海隅的古剧种梨园戏保存着，无异于瑰宝的发现”。[7]而《满天春》中的《朱文》就收录《一捻金点灯》和《朱文走鬼》两折戏，经本土学者校对，可以认定清代的抄本是承袭了明代的版本。不仅如此，南戏“实首之”的《王魁》《蔡伯喈》等剧目至今仍然活生生地在舞台上搬演，它们中的大量唱段，“早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就被弦管所吸收，并历经数百年一直传唱下来”[8]。通过明代这一中间环节，泉州地方戏曲的源头可直追宋元时代，这个学术判断是有史实依据的，是没有问题的。
南戏重要研究专家钱南扬在《戏文概论》中就指出：“戏剧的传入泉州，唐代已经如此，不始于宋戏文。如闽南梨园戏中有《士久弄》《妙择弄》《番婆弄》等戏名，‘弄’之一辞，乃唐人语，这是唐戏弄传入泉州的明证。到了南宋，戏文在陆续传入福建。”[9]自然所谓的“唐戏弄”属于“歌舞戏”，是“小戏”范畴，并非南宋那种脚色行当一应俱全，搬演复杂故事的“戏文”。中国艺术研究院刘念兹认为：“南戏的生产地点，以前研究南戏的人大部分都认为是在温州，这是有根据的，然而不全面。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剧种的发掘、调查，我们认为南戏是在闽浙两省沿海一带同时出现，而互相影响，产生的地点具体来说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地。”[10]刘念兹的观点，旨在让人们“应该正视福建地区在南戏史上应有的地位和贡献”[11]。
泉州地方戏曲进入现代学人的关注与研究视野甚迟。1936年，向达在《瀛涯琐志——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中刊载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荔镜记》戏文书影，首次向外界披露《荔镜记》戏文及其相关资料。[12]然而，处在动荡与战乱中的闽南社会，那些传承几百年的泉州民间戏班，还是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更遑论对它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1952年，华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处将先前《戏曲报》上发表介绍本地区剧种的若干篇文章汇集出版，取名为《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内有收入文浩的《闽南戏的现状》、傅佩韩的《关于闽南的傀儡戏》、文浩的《闽南的傀儡戏——四美戏与掌中戏》。后来，华东文化局又指示华东戏剧研究院进一步深入田野调查，于1955年以“丛书”形式重新出版五辑的《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将泉州的梨园戏、高甲戏、法事戏（即打城戏）、木偶戏作为华东地区77种代表性剧种予以介绍。20世纪60年代，福建戏曲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莆仙戏、梨园戏等剧种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通过有关剧目的对照，并对音乐唱腔、表演艺术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莆仙戏、梨园戏保存着不少宋元南戏的剧目、曲牌唱腔和表演艺术等特色，让学界关注到福建的莆仙戏、梨园戏与宋元南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南戏研究专家如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钱南扬《戏文概论》等，均对泉州地方戏曲和梨园戏的经典剧目《荔镜记》有所论述。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刘念兹接受张庚院长布置的任务，开始对福建南戏遗存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形成了《福建古典戏曲调查报告》，接着他又应邀参加1962年福建戏曲研究所组织的田野调研活动，进而撰写《南戏新证》初稿，提出了后来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南戏起源“多点论”。[13]与此同时，与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也有少数学人在关注和研究泉州地方戏曲。吴守礼，一位闽南方言研究专家，他费时逾一甲子而致力于研究嘉靖本《荔镜记》与明清各本《荔枝记》的校理，出版了《荔镜记戏文研究——附校勘篇》及《荔镜记》《荔枝记》系列校理本，因而有学者称他“陈三五娘故事的研究”与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堪以相互媲美。[14]
在大陆，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真正进入学理层面的探讨，是始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福建戏曲研究所重建于1980年，该所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福建省志·戏曲志》《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等编纂工作，出版了《南戏论集》《闽台民间艺术散论》 《福建戏史录》等多种著作，其中论述虽然面对全省各种剧种，但因泉州地方戏曲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所以相关论述文字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而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队伍中，本土团队的出现和崛起，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学术研究力量。起初，他们在《泉州文史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一些零散介绍性或研究性文字，诸如，吴捷秋的《梨园戏著名戏剧家传略》，陈日升的《高甲戏元老董义芳》，詹晓窗的《“闽南猴王”曾火成》《泉州打城戏》，黄少龙的《线戏大师张秀寅》，曾连昭的《“南曲状元”陈武定》，周海宇、林建平的《木偶头雕刻家江加走的艺术成就》，周海宇的《泉州布袋戏来源一勺》，陈德馨的《名扬中外的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史话》《泉州“嘉礼”三艺人》《泉州南派布袋戏》，周石真的《旧时代“戏仔”的痛楚生涯》。而后，有些老艺人、戏曲爱好者和研究者渐渐地萌发了“抱团”想法，旨在借助研究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1985年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成立。该社先后协办和筹办了“南戏学术讨论会”“中国南戏暨目连戏国际学术研究会”“96’泉州中国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三次大型学术会议。他们凭着对本土戏曲的痴迷和热爱，以惊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发掘、整理和研究着，先后编辑了《泉州地方戏曲》第一期、第二期；出版论文集《南戏论集》（与其他单位合作）、《南戏遗响》两种；整理出版十五卷本的《泉州戏曲丛书》《荔镜记荔枝记四种》等大型资料文库；在个人论著编著方面，出版了陈瑞统的《泉州木偶艺术》、黄少龙的《泉州傀儡艺术概述》、吴捷秋的《梨园戏艺术史论》、刘浩然的《泉腔南戏简论》、庄长江的《泉州戏班》等。
与此同时，台湾戏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也掀起一股研究泉州地方戏曲的热潮。王士仪的《泉州南戏史初探》、陈香的《陈三五娘研究》、曾永义的《梨园戏之渊源形成及其所蕴含之古乐古剧成分》、陈益源的《〈荔镜传〉研究》、施炳华的《〈荔镜记〉音乐与语言之研究》、沈冬的《陈三五娘的荔镜情缘》、陈兆南的《陈三五娘唱本的演化》等都是很有分量的论文或专著。1997年，台湾中正文化中心举办“海峡两岸梨园戏学术研讨会”，邀请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赴台演出。两岸学者就梨园戏的渊源形成、历史地位、艺术成就，乃至闽台的传播、剧团之营运、新人之培养等，展开深入的探讨，在会后又编印了《海峡两岸梨园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而在闽台戏曲研究队伍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台湾硕、博士生的崛起，他们将自己的学位研究课题锁定在泉州地方戏曲方面。如，沈东的《泉州弦管音乐历史初探》、林艳枝的《嘉靖本〈荔镜记〉研究》、陈衍吟的《南管音乐文化研究——由历史向度、社会功能与美学体系谈起》、曹珊妃的《“小梨园”传统本研究——以泉州艺师口述本为例》、高碧莲的《福建泉州及台湾高雄悬丝傀儡戏剧本研究》、宋敏菁的《〈荊钗记〉在昆剧及梨园戏中的演出研究》、柯世宏的《南管布袋戏〈陈三五娘〉之创作理念与制作探讨》、康尹贞的《梨园戏与宋元戏文剧目之比较研究》、蔡玉仙的《闽南语词汇演变之探究——以陈三五娘故事文本为例》、张锦萍的《南管在梨园戏的运用与表现》、王晨宇的《〈张协状元〉与闽地戏曲关系研究》、张筱芬的《台湾〈陈三五娘〉今昔的演出差异与变化》、刘美芳的《七子戏研究》、沈婉玲的《南管对“西厢故事”之接受与传化》、杨淑娟的《南管与明初五大南戏文本之比较研究》等。这一大批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闽南文化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的多元视角，将泉州地方戏曲研究推进到各个关联的文化领域，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随着多元研究视角的介入，泉州地方戏曲研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开阔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不再局限于南戏本体的研究，而更愿意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宗教、教育、音乐等领域中加以探讨，产生一批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如薛若邻的《商品经济与南戏——兼及艺术继承》、叶明生的《试论宗教文化在南戏发生学中的地位》、陈泗东的《闽南戏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况初探》、林庆熙的《台湾戏曲与祖国大陆的血缘关系》、吴天赐的《在艺术教育中培养新人》、汪照安的《梨园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等。近年来，陈世雄借助西方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主义提出的“文化圈”概念，提出“闽南戏剧文化圈”主张，他认为“闽南戏剧文化圈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概念，在展开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异”[15]。那么，所谓“闽南戏剧文化圈”就是要研究它的历史变化，研究其中的各个剧种是怎样继承了传统，又怎样予以创新，借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这些剧种发生怎样的变异。陈世雄这一戏剧研究理论的构建，为我们深入开展闽南戏剧（泉州地方戏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框架和理论依据。也许营造一个充满理论创造和研究活力的学术界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将那些跨文化的戏曲研究不断地推向前去。
基于以上的认知，2011年，笔者带领一支特别富有朝气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学人，以在闽南文化区域中广泛流传的“陈三五娘”民间爱情故事作为研究对象，申请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陈三五娘’故事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本书拟在宏观背景下，从不同的层面展开溯源与探讨，彰显其作为民间爱情故事之强大生命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分析并描述这一民间爱情故事的起源、发展、影响与趋势；从多学科的理论视域，探索以“陈三五娘”为代表之传统地方戏曲的内涵及其传播维度；在跨文化的多元语境中，梳理研究这一民间爱情故事在各类文体的传承与流变；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文化战略构想，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具体的理论阐释和实践依据。
[1]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6页。
[2]陈懋仁：《泉南杂志》，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页。
[3]吴守礼：《〈荔镜记戏文〉研究序说》,《明嘉靖刊荔镜记戏文校理》,（台北）从宜工作室2001年版，第1页。
[4]明代嘉靖丙寅刊本《荔镜记》，郑国权主编《荔镜记荔枝记四种》（第一种），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240页。
[5][荷]龙彼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泉州地方戏曲社编《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郑国权：《校订本出版前言》，泉州地方戏曲社编《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7]吴捷秋：《泉腔南戏的宋元孤本——梨园戏古抄残本〈朱文走鬼〉校述》，泉州地方戏曲社编《南戏遗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8]郑国权：《校订本出版前言》，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9]钱南扬：《戏文概论》,（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10]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11]赵景深：《南戏新证·序》，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12]向达：《瀛涯琐志——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北平图书馆馆馆刊》第10卷第5期，1936年10月。巧合的是，同一年龚书
撰写的《陈三五娘故事的演化》一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刊》1936年6月，也是就“陈三五娘”故事的相关历史文献做了综合的梳理与考辨，其文本载体涉及小说、剧本、南音唱曲和俗曲唱本等。
[13]关于南戏起源的“一点论”与“多点论”之争，具体可参阅黄科安《闽南文化与泉州戏曲研究》一文的相关综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4]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90—91页。
[15]陈世雄、曾永义：《闽南戏剧》，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