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以理性和自由精神为诗赋形：论吴思敬的新诗研究

卢桢

吴思敬常以“精灵”指称诗歌，这一形象被他赋予青春的气息，成为新诗自由精神的象征。在40余年的研究历程中，他始终以虔诚的态度追踪“精灵”飞行的痕迹，为其寻找赋形的路径和方法。经过多年的沉潜思考和理论蓄积，他沿着新诗本体以及新诗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对话这两条核心路径深入阐发，构建出多条重要的理论方向。诸如新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经典化、新诗自身的传统、新诗的理论品格、新诗的重要学案等，以及他在主编《诗探索》杂志时重点组织的新诗发展道路、“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中生代”诗人写作等问题的讨论，这些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连贯性的命题，都被他纳入学术整合的视野。他的研究平衡了诗歌文体美学与外部文化空间的关系，注重将诗学与心理学、社会历史分析等多重方法互汇贯通，从而与研究对象构成同位对应。在充盈理性因子的文字背后，我们还可窥见吴思敬的个体“诗性”——他推崇自由精神，将其视为新诗发展的内驱力；他强调诗歌的独立性，试图不断为它增添骨质密度；他以“超越意识”作为关键词，关注写作者思想的衍变与气质的提升。凡此种种，均彰显出理论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以及知识分子应有的创造精神。

一 对诗歌本体理论和心理诗学的深度介入

新时期之初，诗歌界围绕文艺的趣味性、诗歌批评的标准以及朦胧诗的美感构成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争鸣，吴思敬不仅是朦胧诗的认同者，而且还以《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等重要文章为标志，坚实支撑了新的美学“崛起”。与彼时诸多中青年学者倾力于“推陈出新”不同，吴思敬在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勾画蓝图的同时，还以生命体验和科学意识结合的方式遁入诗歌艺术的本体，尝试与它的内质美学对话，大胆求索普遍性的规律。对新时期诗歌外部现场和艺术内部时空的双向进入，尤其是对诗学“原理”的一次次高难度挑战，显现了论家的学术胆识和理论抱负，也奠定了他的研究品格。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吴思敬结合诗歌本体理论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在整理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撰写了《诗歌基本原理》一书。他围绕诗歌的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诗人论四个主题，沉淀那些使诗歌成为“诗”的必要元素，推演诗歌从写作主体的思维活动到接受主体再次创造之间的运行逻辑。在具体的论述掘进中，论者时刻注意保持论述的客观性，避免主观声音的过度介入，强调对本质的接触和还原。比如谈道“诗”的定义时，论者列举了言志说、缘情说、想象说、思维说、语言结构说等诸多说法，最终却援引黑格尔的“凡是写过论诗著作的人几乎全都避免替诗写定义”[1]的名言，不急于为诗轻下断语，因此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分寸感。而他随后抛出的与其争论什么是诗，不如“廓清一下什么不是诗”的主张，以数学“集合”的方法作出机智的解读——诗就是“文学”这一集合中所有“非诗”性因素之外的存在。像押韵的不一定是诗、分行写的不一定是诗、生活现象的罗列不一定是诗等，既为写作者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本，又从一个侧面实质回应了“诗是什么”的命题。随着新诗历史的演进，其中一些观念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发显现出前瞻性。如非诗的表现之一是“用形象图解概念”，那些“肤浅的政治说教”“生硬的贴标签的作法”[2]不仅无法切中现实，而且游离于抒情主体之外，走向诗的对立面。回想汶川地震诗中那些“纵做鬼，也幸福”的言论，用毫无悲悯精神的形象生硬地传播概念，显然是非诗甚至是反诗的，是论者批评的对象。正是坚守诗歌的底线，从本体角度切入诗歌，论者才能在几十年的研究中一直贴近诗的本真要义，精确定位各类诗学命题的话语核心。同时，《诗歌基本原理》还标明论家理论态度的转向。按照陈超的说法，这部著作从“诗应是怎样的”的命题转入“从心理学上探究‘美感是怎样的’这种具有深层价值特征的生命框架”[3]。从方法论上考量，吴思敬在撰写《诗歌基本原理》时，似乎有意规避了文学理论教材中对诗歌的一般性描述，而是着重由外部现场回归话语内部，“介绍一般文学原理较少涉及的有关诗歌特殊性的东西”[4]，体现在研究路径上，正是心理学方法对诗歌鉴赏论和诗人人格气质论的强势渗透。

受80年代中期“方法论”的热度影响，吴思敬从心理学理论中觅得灵感，他注意到多数新诗作者拥有敏锐的感觉、易于兴奋的情绪和纯真的童心，这些创作主体凭借“不同于科学家，不同于画家、音乐家，也不同于小说家、戏剧家的特殊的心理气质、艺术造诣、美学理想”[5]，以个人色彩浓重的言咏捕捉着生命的律动，建构属于诗歌的审美趣味。对诗歌的主体性认知和心理学方法的联姻，使他确立了方向感明确的理论立场。梳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照轨迹，早在1985年11月，他便在《诗刊》发表了论文《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首次提出心理学理论与诗歌嫁接的可能。此后完成的《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专著，又从创作动力、心理环境、鉴赏心理等多维度夯实了“心理诗学”的理论根基。特别是《心理诗学》一书从宏观层面应用心理学方法追踪诗歌的生成过程，落脚于新的诗学体系建设，显示出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

心理学与诗学的整合，并非吴思敬首创，彼时学界对诗人创作心理、个人特质和其文本对应关系的论述并不少见，而他的学术创见在于把研究触角伸入诗歌创作相关概念的内部，如显微镜般对相关对象实现精确化、具体化、科学化的透析，从而还原了知识内部的组织结构。具体而观，论著设置创作心理过程、创作心态和诗人的个性特质三个板块展开论述。单是“诗歌生成”这一问题，便有内驱力、心理场、信息的内化、信息的再生、信息的外化五个渐次递进的层面作为脉络支撑，每一主脉又细分为多条支脉，构成“心理诗学”的理论躯体。就“内驱力”而言，又可分为每人均有的“原始内驱力”和诗人独有的“继发内驱力”，继发内驱力带动了写作者的“创作内驱力”，而“创作内驱力”又由自我实现的渴望、心理平衡的追求和社会因素的诱导三者共同作用构成。[6]以往谈及诗人创作的心理动因，往往终结于“创作冲动”四字，难有更为深入的论说，而吴思敬使用信息论解构诗歌的生成，由此提出内驱力的概念，有如操持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对诗人的精神势能和创作症候进行了庖丁解牛般的精密剖析。“心理诗学”系统的建立，不仅充实了当代诗歌的解诗学理论，有效改善了传统分析路数（如诗人的生活道路、情感经历、艺术追求等）在先锋诗歌面前失语的窘境，而且还成为吴思敬“解诗”的得力助手。读他为梁小斌、江河、顾城、林莽、白木等人书写的专论，或多或少都存有“心理解诗学”的影子。他对这些诗人写作“前心理”的考证，对“潜思维”的推敲，抓住了诗歌生成的核心要素，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平滑融合。

二 对百年新诗传统和理论品格的精准探索

就中国新诗理论而言，它与新诗创作相伴而生，既承袭了古典诗学的批评传统，又深刻浸染了西方现代诗学理论的诸多要素，并时刻处于观念的调整与变动之中，至今尚未凝合出完整的结构性特征。不过，“未完成”不等于没有脉络可循，百年诗论中对新诗发生来源的追索，对“现代性”问题的透视，对新诗与特定时代语境关系之把握，都形成了一个个连贯性的理论命题。吴思敬曾专门撰文探讨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试图厘清这类连贯性命题的诗学形态，其中主要包含了对诗歌现代化的呼唤、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等。[7]这些焦点问题构成百年新诗的理论主流，并在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和他担任分卷主编完成的《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中得以展现。此类著作的一个显要特质，在于突破了既往诗学理论史那种断代式的论述模式，按照编者的理解，断代与整体“不单单是个写作跨度长短的问题”，只有立足于百年新诗发展的宏大史观，以全局视野观照诗学流脉中具有挈领意义的理论点，“才能看出新诗出现和成长的必然性，才能发现在新诗不同的发展阶段曾反复出现的创作现象及理论话题”，从而为新诗理论发展找出规律，提供借鉴。[8]写作范畴的“大”与“小”，隐含着理论家对新诗是否形成独立理论传统的判断，而吴思敬的“大理论史观”，正彰显出历史性与开放性交融共生的学术视野。

为了更准确地叙述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衍变更生的诗学形态，吴思敬从中国新诗的理论传统以及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品格、现代转型等问题入手，以丰赡厚重的史料和独特的学术“史识”眼光为新诗理论赋形。一些过往研究中曾被提及却未曾充分展示的史料，经由论者的悉心拣选和学术整合，终于浮出诗歌史地表，丰润了新诗理论史的内部肌理。例如人们概说“十七年”时期的诗歌时，往往专注于从《诗刊》《文艺报》等官方主流刊物上爬梳线索，寻求理论支持。实际上，创刊于第一届“文代会”后的南北两家刊物《人民诗歌》《大众诗歌》也不应被忽视，虽然两份刊物存留的时间均不长，但它们都源于自发形成的写作群体或是非官方文学组织，带有一定的民间色彩。在综述当代诗学的发生史时，吴思敬教授着重提到了这两份刊物，认为它们体现了转型期的青年诗人“力求把自己的写作与时代融合起来”的愿望，他们希冀通过改变自己诗歌的语言，谋求创造新的形式，以便更好地面向大众的生活，迅捷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刊物的色彩也“明显地在向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靠拢”。[9]论者对两份刊物面貌的关注与呈现，使我们对彼时诗歌的理论现场有了更为立体、全面的理解，从细节层面突破了传统述史话语的惯性诠释。

宏观的历史视野、扎实的史料功力和前瞻性的学术智识，使吴思敬的新诗研究凸显出独树一帜的理论创新精神，并在两个向度上得以集中显现。首先是对新诗理论现代品格的具体界说。新诗初诞至今，离不开理论形象的自我构建，其核心品格究竟为何？是实验性与探索精神的显扬，还是对写作主体生命意识的发掘，抑或是对诗歌文体美学特征的动态摸索……众说纷纭的声音累加叠合，不断刷新着这一话题的热度，却始终彼此孤立，难以形成聚焦，尚未有人从理论高度对研究本身实现“质”的提升。相较之下，吴思敬的研究便有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意义，他以主体性的强化、诗体解放的呼唤、审美独立性的追求、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现代转型四点着眼，以“诗人—文本—读者”的全息视野以及“文本—本文”（即作品与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两重观照体系为柱石，支撑起新诗理论品格的核心框架，明确指出中国新诗理论的建立“正是从诗体的解放开始的”[10]。论者对问题起点的清晰标示并非断语，而是从中国诗歌的漫长衍变史中求得。古典诗歌的每一次巨变，均始于诗体变革的迫切吁求，对应到新诗的诞生，那么诗体问题成为焦点，正暗合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字背后隐含的是论家历史主义的态度。他还坚持了科学辨证的精神，以此为指导分析问题。例如他在高度肯定胡适“诗体大解放”思想的同时，还论及胡适的“具体”“白描”等主张可能导致的“非诗化”倾向，进而引发的诗人主体在场感的缺失。这种论说逻辑客观立体地还原了问题的全貌，又将话题从诗体解放迅速引入诗质建构的层面，显现出论者对问题的操控力与驾驭力。

其次是新诗与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精神的关系。吴思敬认为新诗在百年运行中体现出对中西诗学双向汲取的姿态，即在传统与现代间行进的诗学，而新诗自身的传统也受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它们之间的冲撞与融合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诗学文化的诞生”，它“来自于传统的母体又不同于传统，受外来诗学文化的触发又并非外来文化的翻版”，因而“体现了文化建设主体对传统诗学文化和外来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11]这一论断要言不烦，揭示了百年新诗形象衍变的内在规律：一方面，新诗自觉结合纵的继承与横的借鉴，向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两个影响源共时敞开，这成为我们立体认识新诗传统的经典渠道；另一方面，论者以“超越”作为关键词，强调了新诗的引发模式和反传统的姿态并不是对西方诗学的全盘接受。事实上，新诗始终吸收着古典诗学的养分，诗人们既能从现实和自我需求出发，对西方诗学进行创造性的背离，又能注意到新诗与古典诗学遗产扯不断的精神联系。在吴思敬看来，植根于古典回忆，立足于现代追求，正是新诗生命力得以伸展的必要保证。他对新诗文化格局的界定，对新诗“创造性”品格的概括，对新诗文化接受中的偏枯与变易的勘探，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诗学界存在已久的“西方引发—本土反应”模式，呼应了百年新诗理论中注重与古典诗学传统衔接的脉络。他还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诗存有一种对传统的强势认同，这是“在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后螺旋式上升的一种回归”[12]。此番论断从新诗与世界文学和本土语境的关联角度走入了新诗的精神内部，串联起百年新诗与古典传统的关系脉络，也为在渐进中成熟的新诗开辟出一条民族化、本土化的言说通路。

三 对新时期以来诗歌历史的实时回顾与诗性展望

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往往都具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习惯自发地挖掘新人新作，留意当前的潮流话语和热门现象，并透过纷繁的诗歌现场磨砺史家的眼光，对同时代的文学脉络做出及时的梳理和必要的论定，并对诗歌前途进行展望。在吴思敬的研究空间内，诗歌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他的诸多诗论文章都带有明确的“诗史”特质。或是用印象记的方式速写某一时段的诗歌状貌，择选这一时代的优秀诗人和代表诗作；或是围绕某一部作品的诗歌史意义实现再解读，重新缔结文本与时代的联系；抑或对21世纪以来诗歌的诸多现象甚至是“乱象”进行引导和纠偏，将诗歌发展引入理性的轨道。如《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九十年代诗歌印象》一文中，论者从孙文波的诗歌《改一首旧诗……》入手，找到一句“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由此形成了他对90年代诗歌的整体印象。“身边的事物”与诗歌联系的加强，实际上正是学界后来不断言说的“及物”性的复归，文中的叙述语调仿若出自一位温和的长者，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诗人“不能成天沉浸于乌托邦的幻想当中，更要关怀世界，关注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状态”。在他看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属于启蒙的、浪漫的时代，而90年代则是个人的、凡人的时代，这给诗坛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诗的民间性的呈现”。[13]他率先从90年代诗歌的芜杂众象中打捞出“民间性”的概念，以之作为诗人创新精神的动力来源，从而超越了将“民间”局限在写作立场或是主体身份的狭窄认知，为学界言说诗歌的“平民化”倾向建构起带有超前意义的叙述模式，也彰显出身在现场却能超越现场的前瞻性智慧。再如他为“新世纪诗歌”撰写的系列文章，既认可了诗坛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态势，又能平衡历史原则与审美尺度，找到“面向底层的情感态度”“经典焦虑的文化症候”“超越现实与贴近人生共存的人性关怀”“道德伦理与诗歌美学的融合”等核心问题。论家切中了21世纪诗歌美学流变的根本特征，并不断在“现在”与“未来”的双重时间语境中梳理当前诗学的脉络走向，沉淀那些有可能产生“文学史经典”效应的文本，积极地为当前诗歌找寻着“入史”之可能。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吴思敬对新诗现代化、经典化以及它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阐发时，往往看中诗歌与彼时文化现场的对应联系，这使得他的诗歌史研究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了坚实的“时代/文化”背景作为依托，至少还可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细化其特点。

一是把新诗理解为一种文化形态，在论说中强化它与同时代“文学/文化”语境的联络。尤其是城市文化和网络文化对诗歌的影响，屡次出现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成为显词般的诗学存在。例如，论述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时，他认为“城市进入更多诗人的抒情视野，城市诗成为当代诗坛的重要景观”[14]，他将城市文化取代乡土风情视为新诗现代性流变的典型呈现，还创造性地指出“城市化的视野所观照的不仅是城市，同时也包括农村”[15]，从而为新诗的城市抒写确立起“城乡复合”的维度。再如他的近作多触及媒介文化（以网络文化为中心）和诗歌的互喻，将多媒介语境看作21世纪诗歌的重要生成背景，甚至把其归属于新诗的外部理论资源范畴，实质显现出论家对新诗生存及发展空间的新知，推动了诗歌与其他媒介的拓边和整合。

二是把新诗的“事态”作为论述视点，从“新诗学案”的视域构建述史途径。近年来，吴思敬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的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他沿袭了古典思想史中“学案”这一名目，又从现代诗学角度赋予其新的内涵。“它不同于以诗人诗作为中心的诗歌史写作，而是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16]相较于以往研究注重对重点诗人的传记式述评和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学案”则打开了新诗发展史的全新叙事方式。目前，吴思敬已经组织了《女神》出版后的读者反应、抗战时期诗歌朗诵运动、“汪国真现象”与当代诗歌现场、“盘峰论争”的历史还原等问题的集中讨论。纵观论家对相关“学案”的选择，可以感受到其研究对象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在诗歌史上已经形成了经典化的影响力和稳定的文学史意义，其次是在诗歌与社会文化空间向度上具有相对广阔的阐释空间，能够通过新史料的挖掘和呈现，向人们昭示新诗在走向经典化之路上那些被文学史压缩处理掉的内容，使事件本身脱离出属于它已有的价值判断，给予读者以重新思考的机会。为此，吴思敬为“学案”类文章定制了专门的论述方法，他要求参与者以丰赡沉实的史料为基础，尽量让史料自身说话，从不同史料在文本内部的“博弈”中显露论者的文学史观。这种以“事”为中心的观照策略，既包容了更多原生态的一手史料，又蕴含了论者对事件的梳理、综述、考辨与论断，从全新的角度拓展了诗歌史研究的宽度。

三是“诗性”主体精神的自然汇入。吴思敬的诗歌史研究并不局限于对已有现象的回顾和总结，他时常围绕诗歌发展的道路与生长点提出自己的“诗性”主张。所谓诗性，意指论家往往会在文章中流露出他对诗歌的虔诚理想和不灭信心，从而在富有远见卓识的言说之外，又融入了浪漫的个人情思，使论家的主体性得以展现。正如他对21世纪诗歌的一系列判断与想象：“诗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17]“先锋诗歌这活跃的精灵，将会在两种美学观念冲撞而打开的辽阔空间里自由翱翔”[18]。这些论断虽然着眼点不同，但都是在指认21世纪诗歌现象的基础上，尽可能深入地抵达对事实和文本的价值体认，不仅尝试着为新诗应有的姿态赋形，而且对新诗“向何处去”的前景也发出了建设性的探问。他曾在《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19]一文中以“消解深度与重建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欲望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写作并存”预言21世纪新诗的发展方向，这些预判和“前理解”符合当前诗歌的基本品貌，也和学界对现今诗歌发展的普遍性论断形成汇合。评论家的诗性精神体现在文章的末尾，他认为新诗以“一种崭新的诗体屹立于文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21世纪得以延续，因为年轻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尽管21世纪诗歌尚未聚合出标志性的美学特质，其内部也充斥着多重“非诗”的声音，但吴思敬仍然对其充满信心。究其原因，当是出自他对新诗“青年形象”的一贯认知——“从精神层面上说，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自由精神……新诗在艺术上的多样化与不定性，其实也正是这种精神自由传统的派生结果。”[20]他眼中的新诗如同一位青春葱茏的、成长中的青年人，这位“青年”以自由诗体为核心，以开放和包容为精神主体，“他”对自由的追求与其自由的文体形式合一，构成了百年新诗的历史主脉。

缘于“青春”和“自由”，吴思敬才会如此推崇洪子诚先生的观点：“于我们来说，对新诗史，特别是在处理当前的诗歌现象上，最紧要的倒不是急迫的‘经典化’，而是尽可能地呈现杂多的情景，发现新诗创造的更多的可能性；拿一句诗人最近常说的话是，一切尚在路上。”[21]既然年轻，既然前路漫漫，且充满多重可能，那么评论家更应该塌下心来，尽可能多的为诗坛留存“证据”，而不是以语势压人，去争一时之短长，这是吴思敬的文风，也是他为人的姿态。他以沉稳的学术定力为师为文，将贯通的理性浇筑在文字之间，殷切关注着新诗这位“青年”的成长。同时，他也将新诗的青春精神根植于自我的诗性主体，时而显露激情与妙悟。当朦胧诗遭受抨击之时，他便坚定地给予谢冕先生助力，勇猛地“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22]；当人们纠结于新诗是否能够摆脱古典诗学传统时，他却大胆地指出“在传统面前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半步”着实是“没有出息的行为”[23]；当人们普遍认同地震诗歌乃至抗疫诗歌的情感伦理时，他却敏锐地提醒着写作者，一篇优秀的作品“不只是诉诸人们的感情，还要诉诸人们的理智”，最终应与反思精神相通。[24]此类声音都张扬着知识者的品性和勇气，他从来没有放弃批评家应有的机锋，一旦露出锋刃，便能直击问题命门。总之，思想稳健的前行者和追求自由的“青年人”，共同构成吴思敬的理论家主体形象。他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创造力的持续引领，他为诗歌批评树立的严谨、理性、立足人本价值的学术姿态，必将带领更多的青年人去追寻新诗自由的本质，走向新诗的哲学深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