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筑向心智深处的圣殿——吴思敬先生的诗学道路

张大为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在北京朝内大街路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围墙外边，一场心灵的地震在吴思敬先生的身上悄然发生了：围墙上粘贴的是油印的文学刊物《今天》，在那些粗糙的印刷品上，吴思敬第一次读到了舒婷、北岛、芒克等人的诗作，这些诗作以其大胆的艺术创新强烈地冲击着吴思敬先前的文艺观念……于是，周围寒冷的空气也在轻微地波动，这种波动在此后二十多年的中国诗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此后，吴思敬相继结识了青年诗人一平、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等。在不久以后的“朦胧诗”的论争中，吴思敬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青年诗人的一边，成为“朦胧诗”的主要辩手之一。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吴思敬与青年诗人年龄的接近：吴思敬属于“文革”前的大学生，朦胧诗人大体属于“老三届”，但是二者之间的年龄相差也不过七八岁，即使有“代沟”，也还较易沟通。应当说，同这些青年诗人的交往，对他们生存状态、思想状态与创作状态的感性了解，是吴思敬在“朦胧诗”论争中义无反顾地站在支持青年诗人一边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这里也愿意用一种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吴思敬也包括“崛起”派批评家整体与朦胧诗人群落之间由于“代沟”所造成的文化人格构成的差异。在那种特殊的年月里，七八岁的年龄差异不算大也不算小，朦胧诗人在当时主要是以一种叛逆者、反抗者的身份出现，而“崛起”派的批评家虽然负有肩起传统观念的闸门的重任，但总体上还是现存秩序的主体。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双方的社会地位、身份职业、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总的来说，朦胧诗人是凭借一种看似离经叛道的美学原则要求、呼吁一种只能算是基本的道义精神、人道主义——他们本来可以专心诗艺对此不闻不问，而“崛起”派的批评家则主要是凭借一种（虽然是对于艺术的）道义精神的支撑，维护了一种并不算新奇的美学原则的合法地位——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隔绝的状态，以他们的学识修养不会不明白这新诗潮实在也新潮不到那里去：这二者构成了一种奇迹般的错位与互补关系，没有这层关系，恐怕就不会有朦胧诗“崛起”的造山运动和美学奇观。在这里揭示出这层关系本身就意味着，这其中当然包含了非学术的成分在内，但这非学术成分的加入与其说是历史所给予的局限，倒不如说是历史所给予的机缘和动因。正是附着与凭依着这种“不纯粹”的成分，当这种错位互补关系的螺旋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时，“崛起”派的批评家由道义的主体走向历史的主体，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他们，又恰恰不再是艺术道德家而是以诗歌批评家的身份确立与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或者说，是以诗歌批评家的主体身份承担与张扬艺术道义与艺术伦理——历史进程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而这时一个真正广阔的艺术实验空间才被打开。因为从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发展的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朦胧诗”和“崛起”论批评主要不是从美学上确立了一个可供继承与借鉴的源头，而主要是从艺术伦理学的意义上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动力性的起点、一种美学叛逆的伦理原型。当“朦胧诗”被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全面接受并被经典化的时候，在当代诗歌的艺术实验空间内，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象征符号，它早已成为抗拒与超越的对象；同时，作为“文化英雄”的朦胧诗人群体由地下到国外、以地理的流亡来完成心灵皈依的活动轨迹也可以表明“朦胧诗”的“崛起”远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直线性的艺术进化运动，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场域有着复杂的错综纠葛关系，同样也对于后者有着广泛深远的震动与影响。于是，当代中国诗坛有了谢冕、有了孙绍振、有了吴思敬……这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幸运，而“崛起”派的批评不仅负载了沉重的历史内涵，还闪烁着诗论家人格的光辉。这种内化了道义原则的人格主体精神反过来强有力地撑开了辽阔的历史天空。

“朦胧诗”的论争退潮以后，当别人转心他向或博涉兼通、无暇专事诗歌研究的时候，吴思敬却把主要的精力投注到了诗学研究这块寂寞的领地之中，因为他原本就不是出于个人的价值实现的考虑而是首先为了培植与守护诗歌的火种、为了让它有朝一日燃成熊熊的圣火才这样做的。于是，吴思敬将道义激情内化为学术探究的动力，将艺术伦理升华为理论体系的严深，以自己的智慧来构筑诗国的观念圣殿。此方面的工作吴思敬分为两手来进行，一手抓理论建设，一手搞诗歌批评，两者并重，使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相支撑、互相补充的关系。

就理论建设来说，当然首先是其本人的理论研究。吴思敬多年以来潜心于新诗理论的研究，这方面其著作和成果有目共睹，无须在这里多说。除此以外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吴思敬通力图过本人的学术研究的带动、理论刊物的创办、高校学位点的建设与研究生培养、学术会议的筹办将“中国新诗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文艺学学科（分支）树立起来，区别于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经过吴思敬先生的多年经营，已经成效显见、成果斐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当代诗歌研究领域的观念陈腐与理论滞后的状况恐怕更甚于小说，这与诗歌写作强烈的探索与实验精神恰成反比。常识化的观念背景、诗人式的直觉、中西混杂的琐碎方法、海德格尔与里尔克的语录搅拌在一起成为我们的诗歌知识谱系。众多的诗歌研究者学不到诗人的才华却学会了诗人的骄傲和对理论的轻视，半懂不懂地背诵了几条引文，记住了几个外国人名，某一日忽然幡然悔悟，觉得理论空洞无物、面目可憎，于是痛骂理论，恨不能把两个月前出版的诗集的研究文章写成乾嘉学派的考证文字。经历了“朦胧诗”论争的吴思敬深知理论的重要性与价值，他在此方面的工作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当然也可能是一些人暂时所无法理解的。没有吴思敬先生那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了诗歌的心忧天下的宽广仁厚的胸怀，没有吴思敬先生高瞻远瞩的深邃眼光与理论气魄，这样的工作谁也做不到也不会去做。

一个健全的诗歌场域对于职业批评的需要，除了出于学理上、知识上的原因，也是出于结构性的原因：勘破诗人自我论证的神话，将诗歌写作导向学术乃至社会的公共领域，是诗歌批评有效地展开的也许残忍的，却不得不然的初始步骤。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与吴思敬为了朦胧诗的崛起一起并肩作战的一部分批评家由于过于固执于自己那未必靠得住的诗歌与美学观念，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与当下诗坛展开实质性沟通与对话的能力，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吴思敬的情形却正好与之相反：作为批评家的身份与使命，高度自觉的职业批评的主体意识，使得吴思敬先生不是把个人的趣味而总是把对于中国新诗的前途命运的责任放在第一位；由于同样的缘故，吴思敬从来也不仅仅满足于各种程度不同的印象式批评，多年来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使得他不仅有愿望、更有能力对于日新月异的写作趋势作出强有力的阐释与评判。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吴思敬在当今诗坛日益显示出其批评大家的风范：既有能够同时与主潮诗歌和先锋诗歌展开对话的统观全局的视野与胸怀，同时又能有效地与诗歌写作尤其是先锋诗歌的写作保持密切的沟通。在当今诗坛，吴思敬先生的那睿智而又清新的文字不仅为众多的同行所瞩目，同时也令桀骜的诗人折服；不仅对于当代诗歌现象作出了确切的判断分析，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批评的职业尊严。

吴思敬先生不是诗人，我们透过吴思敬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学术道路与皇皇的学术成果，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吴思敬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无上虔诚的主体精神对于学术良知的自觉秉承和对于诗坛的道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自觉承担。这其中一方面当然包含着吴思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历程所铸就的人格构成的整体基调这一共同因素在内，另一方面也完全是发自先生那面对诗歌与学术的真诚的博大之心、仁者之爱。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这一切使得那筑向心智深处的理论大厦也充斥了浩大的天地之正气，缭绕着庄严的良知的心香。

2004年4月11日

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