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激发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国学热”，营造了彰显中国历史与传统并对其进行再评价的气氛。

改革开放时期编纂的著作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态、方法与观点，如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史各领域的专门史与断代史，以及东亚史与亚洲史、世界史与世界各国史等。这一点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社会史、都市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法制史、民族史、边疆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急速发展和积累为基础而得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1979年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提出的批判教条主义并探索中国历史发展之路的新方针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时期编纂的著作中，规模最大的是史仲文、胡晓林主编的《中国全史》（100卷，1993）。该书将中国历史分为10个时期，各时期再分为10个领域并独立成卷。1996年史仲文、胡晓林又以同样的思路出版了其主编的《世界全史》（100卷）。“全史”的含义强调包含各时代与各领域，显然，“全史”与“通史”有所区别，“通史”更重视各部分之间的“贯通”。或许由此，重视通史的中国学界很少关注“全史”。文明史的代表性著作如乔卫平主编《中华文明史》（10卷，1994），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4卷，2007）。通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12卷，199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2000），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15卷25册，2018）等；断代史方面则以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10卷，2006～2007）为代表；以领域或主题为题编纂的专门史（类别史）代表作则有《中国军事通史》（17卷20册，1998）、《中国法制通史》（10卷，1999）、《中国改革通史》（10卷，2000）、《中国科学技术通史》（5卷，2015）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著作都使用了“通史”的称谓。

此种历史编纂可以说是近代以前中国盛世修史传统的再现，彰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文明真正的继承者。因此，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历史编纂，其本身应是在史学史脉络下进行探讨的主题。尽管如此，无论是通史还是文明史的形式，其对于中国史的认识体系与理念，以及由此对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邻国的关系史的认识，均缺乏体系性的探讨。现在应该是从中国史内部视角进行研究的阶段了。

关于1901～1999年中国通史的编纂，赵梅春以通史著述为分析对象，将其表现形式与历史观变化分三个时期进行处理，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此外，1999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随后与此相关的若干论文相继发表。[2]其论旨集中于通史的意义与编纂体裁，彰显中华文明的视角较为鲜明。较之通史的情况，对文明史编纂的关注明显不足，尽管自2000年起，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就收入了与文明史相关的内容，但对于理解其背景的必要性，仅两三篇文章有所探讨。[3]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改革开放时期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与中华文明史的现状，集中对其主要特征、认识体系的变化与持续性问题进行思考。为此，我把中国“局内人”的观点与东亚邻国“局外人”的观点相结合，并将超越国家的文明之意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