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史编纂的现状与主要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奠基人的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痛感中国没有中国通史的状况，历代中国的史书均未能超越为王朝或君主作“君史”的范畴，并由此提倡“史界革命”，必须向以国民或民族为主体作“国史”或“民史”的方向进行改造。梁启超认为，此种“国史”或“民史”，应该是贯通古今的通史，只有这样，以此为根据的作为国民或民族的整体性与认同感才能够形成。此后，多种中国通史相继出版，与这种认识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呼应。民国时期出版了观点多样的通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通史著作，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时期，各类不同观点与形态的通史得以出版。以“某某通史”为名，1980～2017年出版的著作超过300种（首尔大学图书馆、RISS4u；北京大学图书馆，2018年6月23日检索结果），其中包含少数此前出版的通史的重刊本及台湾版本。大陆方面出版的3卷以上的多卷本通史著作就超过80种。这一时期出版的通史中，主要有一般性通史、各个领域的专门通史以及各个时代的断代通史三种类型。

1.一般性通史

第一种类型的通史，是与断代史相对的一般意义上的通史。中国自《史记》以来即有作贯通古今的通史的传统，但这是被称为“直通”或“纵通”的中国固有通史。近代意义上的通史，则是增加了贯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各领域的“横通”或“旁通”才形成的。范文澜将二者的结合称为“会通”。[4]本文所讨论的第一类型的通史，正是这种“会通”型通史，即近代意义上的通史。

根据赵梅春的考察，1979～1999年出版的通史有50种，其中大部分很快就消失了，受到持续关注的主要有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1980），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1989～1999），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12卷，199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7卷，1995）等。其中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以下简称“白编通史”），体例独特，前后贯通，起自史前，迄至1949年，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白编通史”的编纂工作，在方式与观点等方面，均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历史编纂的模式著称。白寿彝称，他主持这项工作的动机来自以下两方面：1962年与1974年他两次出访国外，了解到学者们希望看到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史新著的愿望，切实感受到其必要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希望他编纂新的中国通史。[5]这一工作自“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起得以具体展开，首先出版了单卷本的《中国通史纲要》（1980），于次年起，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多卷本通史的构想与编纂。以资深史学家侯外庐为顾问、白寿彝为主任组成编纂委员会，由著名学者苏秉琦（古代史）、史念海（中世史）以及章开源、林增平（近代史）等担任各卷主编，具体执笔则由中壮年学者负责。由500余名学者参与的编纂工作于1983年入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得到长期性经费支持。其间，将最初计划的14卷43册的规模调整为12卷22册，自1989年起开始出版，至1999年全部出齐。

“白编通史”第一卷（导论卷，1989）阐明了如下两种基本观点与特征。其一，对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主张“现实主义”原则，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溯至过去，作为贯通古今的领土范围。明确否定以各时代各王朝的领土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的“历史主义”。其二，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标准，主张将领土上的现实主义原则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论，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居住的所有民族，均应该作为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员。[6]

这两个基本观点正式成为中国史的基本框架，是按照白寿彝本人的历史观而形成的。白寿彝是回族出身，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作为顾颉刚的助手开始其研究生涯。在协助顾颉刚、参与《禹贡》《边疆》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他逐步认同抗日战争时期倡导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论。[7]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代表作之一、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7）出版后，他立即对其汉族中心主义加以批判。与范文澜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对抗视作“侵略—反侵略”的看法不同，白寿彝将其视为逐渐走向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8]如将这一民族理论应用于国家理论，就形成了确定中国史范围的现实主义领土观念。

以此为基础叙述的中国社会或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其构成方式是独特的。一方面，在认识体系层面，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指导理念，坚持“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将其突出在目录上，而是再现其丰富多样的面貌。从章节内容上看，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政治史有所减少，对各种制度、思想文化、学术、社会风俗、少数民族等的叙述则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在构成方式上，将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体裁与近代史学的章节体相结合，创立了“新综合体”。各卷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篇进行叙述，序说介绍研究动向与基本资料，综述讲述该时期的历史大势，典志与传记则以传统形式叙述各种制度与主要人物。白氏认为，仅以西方式章节体难以完整再现中国历史的丰富面貌，故而采取了上述的“新综合体”。

带有上述特征的“白编通史”于1999年甫经出齐，立即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也致信白寿彝，对全书出版表示祝贺。江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中国通史承载着“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因此，青年学生和党政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9]此后，在白寿彝主持下，又出版了配套的彩色资料《绘画中国通史》（4卷，2000），“白编通史”的内容得以向青少年广泛普及。卜宪群主编的《中国通史》（5卷，2016），是将史学研究通俗化，供一般大众使用的历史书，著述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历史智慧。[10]

此后，贯通古今、更大规模的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15卷25册）于2018年出版。在曹大为等四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导下，编纂工作于1995年开始，以与“白编通史”类似的方式进行。作为从史前时期开始至1949年为止、贯通古今的大规模通史，在这一点上该书与“白编通史”相同，但二者内容差异较大，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按照由原始文明经农业文明（夏至清中叶）向工业文明转变（清中叶至1949年）的三阶段进行把握，可以说是以文明史观重新思考通史体系的一种探求。通史向来倾向以抽象为依据的普遍法则，难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特点，该书正是基于这一反思进行了重大改变。因此，对于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不以“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称之，而是用“家国同构的农耕社会”加以把握，将其分为“宗法集耕型”（夏至战国）和“专制个体型”（秦汉至清中叶）。[11]各卷在综述之后，依次由治乱兴衰、经济、国家统治、社会构造、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六篇构成，反映了各个领域的多样性。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以与宋对等的“独立卷”形式编成；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不是由鸦片战争开始，而是视为从清中叶开始，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新通史编纂，也得到了国家研究经费的支持。显然，中国通史的编纂已经进入了多种观点自由阐释的时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采用传统说法的单卷本通史，樊树志的《国史概要》（1998）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这种大型课题，以超过20年的共同研究方式进行，非常令人感慨，对韩国学者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2.专门通史与断代通史

第二种类型的通史，是对某一专门领域的历史进行古今贯通的叙述。自梁启超以来，中国学界一般将此称为“专门史”，韩国学界则称之为“分野史”（分类史）。我称之为“专门通史”，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多卷本通史大多属于此类型。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1947）是其先导。其中，代表性的如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10卷，2000）、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12卷，2006）、陈高华等主编《中国妇女通史》（10卷，2011）、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2011）、江晓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等等。3卷以上的多卷本专门通史有70种，单卷本超过200余种，文化艺术领域尤多。

这种专门通史的出版，让人联想到郑樵的《通志》、杜佑的《通典》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钱穆曾将《通典》和《通志》称为“中国的通史”“中国人所认为的通史”。郑樵的《通志》本为通史，原书亦名为《通史》，后改为《通志》，因此钱穆的见解亦有历史依据。[12]但这些并非单就某一专门领域展开，而是遍及各方面的论述，与改革开放时期各领域的专门通史不同。曹大为将兼顾“纵通”和“横通”者称为“大通史”，如果认同此说的话，各领域的通史可以说是仅止于“纵通”的“小通史”。

尽管一般性通史突破了旧说，全面反映了丰富多样的社会面貌，但就各领域综合来看，还是难以充分再现多样而纵深的各领域历史。专门通史可以说是顺应这一需要编纂而成的。如后面附表中所展现的，此类通史已经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大分类，达到了将各分类再细分为更小之分类的程度。各领域的专门通史，依据大小的分类法可整理如下：政治史类（政治制度、官制、法制、法律思想、军事、中国共产党等），经济史类（经济、经济思想、农业、工业、新闻业），社会史类（社会结构、民众生活、宗族、姓氏），文化史类（文化、话剧、风俗、文学批评、翻译、历史小说、戏曲、新闻、出版、绘画、佛教等），学术教育类（学术、教育、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史学思想、哲学、文学、医学、数学、修辞学、鲁迅学等等）。

这些专门通史足以展现中国对悠久丰富的历史遗产之自信心。《中国改革通史》的序言写道：“中国封建社会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罕与匹敌，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如果我们的祖先绝对封闭、一味保守、不图革新，中华民族恐怕早就销声匿迹了。”这种对文明遗产的自豪感，与强烈的现实意识直接相连，“改革是当前神州大地的主旋律。它激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变幻着各行各业的言行举止……中华民族能否重振雄风，能够傲立世界强国之林，与改革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13]

第三种类型是与专门通史相对、按时代划分的通史。此类通史叙述特定时代的历史，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一一叙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中横向的相互关联。韩国学界将此称为“时代史”。此种断代通史的代表作主要有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2卷，1991）与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其中，《中国近代通史》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下编纂而成的，该书甫经出版，《近代史研究》杂志就刊载了著名学者龚书铎、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桑兵、罗志田、马敏、郭世佑等对此书的评论，以凸显其意义。龚书铎和张昭军赞誉此书为“断代通史的成功尝试”。[14]

为何将“近代通史”也称为“通史”呢？这是因为，历来都将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或旧民主主义时期，1919～1949年作为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时期，而《中国近代通史》则将二者合为一体，兼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的“纵通”与贯通当时各领域的“横通”。[15]这种将断代史称为“通史”的思考，并非改革开放时期方始出现的。金毓黻早就提出，通史包括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肯定了“断代通史”的说法。[16]此外，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出版于1923年；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上、下），上卷出版于1962年，下卷出版于1981年。由此可知，此前已出现了断代通史著作。因此，尚钺的古代通史为何是“通史”，也不用过多说明了。因为在中国，古代史包括近代以前的所有时代。

《中国近代通史》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以“革命史范式”作为认识体系之主流，同时吸收了“现代化范式”的优点以弥补其缺陷。以革命争取民族的独立，以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相补充。[17]由此摆脱了以政治史为主的倾向，重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展开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在被肯定为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同时，有所限制，即不依据上述两种范式中的某一方面做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革命史也同样不限定于特定党派、阶级或团体，阐述了各种势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两大目标而努力的过程，甚至对保守落后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也花了相当的篇幅进行叙述。

相比于此前的任何时代，近代中国与各民族、国家间的横向接触与交流都大量增加。因此，近代通史应纵向观照中国史全过程、横向对比世界大势且相互关联并进行叙述。马敏认为，这一点既是学术性课题，又是现实性课题，彼此存在紧密联动的关系。例如，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怎样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又是怎样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对这些问题的深层认识，“弄清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而探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所谓‘中国道路’问题廓清了思路”。[18]